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2月23日发表美国海军军事学院国家安全事务学教授保罗·史密斯的文章，题为《与中国接触还有用吗？》，全文摘编如下：

在拜登政府构建对华政策之际，美国与中国接触的问题很可能将是一个核心问题。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留下的遗产之一是，它质疑美国长期以来对与中俄等大国接触的价值持有的看法。

出现过两种类型接触

然而，在中国方面，接触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从历史上看，美国与中国总体上进行过两种类型的接触：利益趋同接触（由对存在性威胁或挑战有共同认知所驱动的接触）和转变性接触（一方或双方试图向另一方灌输规范和在各个领域建立长期的相互依赖关系）。

第一种类型，利益趋同接触，为尼克松总统（以及毛泽东主席）在上世纪70年代初开启两国关系提供了逻辑依据。

事实上，1972年至1989年可以说是美中关系的“黄金时代”。两国建立了积极的军事伙伴关系。军事交流——人员、港口访问、情报——很常见；美国向中国出售或捐赠武器。

然而，正如历史将会证明的那样，美中关系的发展不可能仅仅依靠一个共同威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1979年在给老板吉米·卡特总统的备忘录中就这一问题发出警告。布热津斯基写道：“我们对苏联的共同关切……并不是与中国建立长期关系的充分基础。”

共同反恐促进有益合作

没有了苏联，美中关系失去了战略理由。作为总统候选人，比尔·克林顿州长指责老布什政府“未能捍卫我们的价值观”。

因此，克林顿表示，一种新型的接触，在目的和重点上都将发生转变，将在美国方面占上风，其关键主题之一将是“人权”。

后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美国扩大了其转变性接触计划，让中国融入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这是美国支持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的一个关键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