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对策略第一条：“确保他们不是目标”

这一努力根植于深远的历史背景。冷战时期的局部冲突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早期活动奠定了基础，而1948至1949年解决柏林封锁问题的艰难过程揭示了安理会“难以成为一个有效运作的机构”。尽管冷战的结束以及全球对“9/11事件”的回应在大国之间营造了一种空前的共同目标意识，但长达四十年的分歧依旧存在。

这种乐观主义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浪潮中受到了打击。在利比亚内战初期，为了应对卡扎菲政权对平民抗议者使用致命武力的情况，安理会授权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保护平民及其居住区。这标志着安理会首次依据“国家保护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原则批准使用军事力量。2011年3月，在阿拉伯联盟和非洲联盟等重要区域组织的积极斡旋下，俄罗斯和中国选择弃权而非否决该决议。俄罗斯等国很快就对未能行使否决权感到后悔，因为北约随后发起的大规模空袭行动在他们看来，其明确的最终目标是推翻卡扎菲政府。中俄等国吸取了教训，不再为美国及其伙伴留下利用联合国授权发动战争的漏洞。

如前所述，西方国家对俄乌冲突的聚焦加剧了全球的分歧。自2003年美国及其盟友在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入侵伊拉克以来，俄罗斯一直对所感知的双重标准表示强烈不满。俄罗斯的不满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普遍情绪相呼应，即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关注和资源投入似乎过度，而对其他国家在安全、经济、难民和疾病等问题上的困境却显得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