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国际主义的最大优势在于其规范性力量。国际组织不仅体现了共同的价值观，而且还负责将其传播给新的领导人。然而，这种结构化的安排也带来了其自身的弱点，因为只有当成员国愿意接受时，这些机构才能发挥其效力。强大的成员国在机构成立之初就已经决定了它们愿意容忍的新机构的职权范围。这些基于条约的国际机构开始显露出脆弱性。它们很少重新审视或调整其创始时的框架，以适应全球不断演变的权力结构。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为例，它继续赋予五个国家——这些国家代表了超过四分之三个世纪前的二战胜利国——否决权。在1946年，这五个国家确实处于国际地缘政治力量的核心位置。然而，随着新的全球和地区强国如日本、德国、印度和巴西的崛起，这些国家的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但安理会的构成却似乎被固定在了过去。

3 美国霸权的压制与中俄的三重“反对策略”

即便是那些在二战后建立的体系中被赋予超级大国地位的国家，也可能会面临这些体系安排所带来的挑战。尽管可以认为，这些机构在某种程度上给予了中国和俄罗斯一定的优先权，特别是在联合国安理会中，但两国对于美国及其与欧洲结合的财富和军事实力所构成的霸权世界，仍然保持警觉。毕竟，美国人所指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实际上就是战后由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这个秩序的团结基础在于三个要素：美国无可匹敌的全球影响力、美国确保其盟友广泛分享利益的承诺，以及存在一种对这一秩序构成持续威胁的、具有普遍吸引力的意识形态挑战。对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而言，美国既是一个慷慨的恩人，也是一个强大的保护者。

由于中俄似乎都认为，即使冷战结束，美国的战略依旧建立在寻求削弱和孤立它们的基础之上，因此两国都采取了一种三重策略：1）积极维护它们在现有多边组织中的利益；2）投资于那些将美国排除在外、但它们能够相对主导的新兴多边机构；3）以及与崛起中的“全球南方”建立更紧密的联盟，并鼓励这些国家参与到挑战美国霸权的行动中。这种行为的核心目标不是要破坏全球秩序，而是确保形成的秩序不再是由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