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10国，2019年的GDP为3.2347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的五分之一多一点。但语言、货币、财务制度、宗教等差别很大。很难想象坐四个小时的飞机，还能在同一个国度，使用同一种语言、同一种货币，不用通关，不用办入境手续。”坐在去城里的车上，永井有些兴奋地谈道。

在东盟国家工作的十余年中，永井很少有乘坐四个小时飞机的情况，而且乘坐飞机几乎意味着出国。永井说的这些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但在东南亚可能很不一般。

东盟各国大部分国家的国土面积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或市，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内建设起全套产业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相关配套严重不足，重要零部件依赖于东盟之外的国家，尤其依赖从中国及日本进口。

此外，尽管东盟内部实现了自由贸易，但有些地方与日本的贸易自由化程度仍非常高。这里面不单止贸易手续问题，币制的转换、各国家节假日的不同、宗教习惯的差异等等，都是做贸易需要考虑的问题。

来中国之前，永井就开始关注东盟与中国各自的发展速度及发展规模问题。在永井看来，尽管东盟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大快于日本，但和中国比，相对低不少，尤其在经济总量只有中国五分之一的情况下，每年新创造出的财富更无法和中国相比。

但小有小的好处。比如不论在泰国还是在马来西亚，永井想拜会当地的地方官员，那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最后效率是否高，这个暂且不论，至少想做的事能够很快就通报到地方最高官员甚至通报到中央政府那里。行政效率谈不上快，但政府不会让人感觉十分强势。

新加坡在各个方面具有领先作用。永井不懂泰文、马来西亚文，比较熟悉的是英文。新加坡的媒体报道基本能够覆盖整个东盟，很多时候感觉新加坡实际上是东盟的代言人，是这里科研的领头人；某种程度上，东盟其他国家都将新加坡设为努力目标之一，就算看不到成果，有那么一种希望也是好的。

东盟对日好感度极高。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越南战争爆发后，美国急需让越南周边的国家迅速发展经济，日本提供了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机械设备，让东盟在1970年代以后，除发生战争的越南、柬埔寨及老挝外，其他地方经济发展相对稳定。

在向越战周边国家提供机械设备的同时，日本也积极在这里宣传和平理念，让二战期间极度恶化的日本与东南亚的关系发生了转变。日本企业在东盟国家能感受到这种亲密，尤其这几年，东盟一些国家对华亲近感的下跌，愈发凸显了其对日本的亲近。

相对来说，日本企业也愿意到东盟国家投资，在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后，这种投资愈发增涨。

20年时间里日本对东盟投资增加了10倍

JETRO在2021年3月发表了《再验证：东盟的经济·投资环境》。其中有几点值得关注。

第一，日本财务省《本邦对外资产负债余额统计》指出，截至2019年，日本企业对东盟的投资总额为2655亿美元，占日本对外投资总额18583亿美元中的14.3%。和2000年比，现在日本对东盟的投资增加了10.6倍，和同一时期欧美韩等国对东盟的投资比，日本的增加状况尤为明显。

第二，2000年日本对东盟的投资余额为250亿美元，同年对华投资只有87亿美元，两者相差了163亿美元。而到了2019年，日本对东盟的投资余额已经比对华投资高出了1352亿美元，对两者的投资完全不在一个水平上。尤其需要再度指出的是，东盟经济总量只是中国的五分之一多一点。

第三，当日本政府指导企业将产业链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地方去成为一种政策后，原本在中国的投资也有一部分转移到了东盟国家，愈发加大了对东盟投资的力度。

以笔者对日本企业技术、经营的观察与理解，日本企业的经营特点、小规模技术更适合东盟国家。

日本汽车大概于2000年之后开始对中国市场进行投资，这轮投资完成后，具有现代工业特点的大型制造技术基本进入了成熟阶段。新型高端产业技术，如半导体、大容量电池、尖端医疗装备、飞机等等，要么日本没有，要么日本不希望从其国内转移出来，或者也无力进行全生产链的投资。而小型技术，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制造技术，日本依旧在进步，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差距也仍很大，因此能够继续进入这些国家。

2017年以后，随着美国特朗普政权的上台，与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脱钩紧锣密鼓地筹谋起来。本来安倍政权就将中日视为对峙关系，日本政府开始鼓励非高科技产业也尽可能地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等其他国际市场。安倍政权一开始就实施的“中国＋1”战略愈发凸显。

从2019年JETRO对日本企业的海外事业展开的调查结果来看，将产业链从中国转移出去，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工厂直接从中国迁移到中国之外的地方（日本、越南及印度尼西亚等国）；在原材料的采购上，也从中国大陆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市场销售方面同样做出改变，减少在中国的销售比重。

2020年以后，新冠疫情的到来让产业链发生了断裂。借疫情的原因，日本也加快了在中国之外的地方构筑产业链的进度。对于拜登政府提出重新构筑四大关键领域产业链，彻底与中国进行竞争的设想，菅政权当然愿意全力配合。

按当下形势来看，今后日本对东南亚的投资将愈发增多，对东盟的投资与对中国的投资进一步拉开距离，将是一件大概率事情。

舍高求低，轻视中国给日本带来的结果

一家在中国生产机械的日企总裁，前些年也积极响应了日本政府的号召，尤其在中国国内多地出现了较为激烈的涉日游行后，企业感觉有必要在中国之外的地方再建一家相同的工厂，以规避在华风险。

越南当然是首选之地。去越南建工厂的谈判、选地、招工虽然历经种种困难，但最后都克服了。不过这位总裁仍向笔者吐槽：

“越南部分官员挺腐败的。自己感觉给了官员好处，该给办事吧，但很多时候给了好处也不办事，这和以往在其他国家的经验大不一样。”

“越南人很勤奋，但毕竟没有受过产业训练。不像我们在中国，很多工人在其他工厂干过，有一定的作业经验，越南新招来的人员，几乎都对产业一无所知，以为他们都知道的事情，很多时候他们真的不懂、不会。”

工厂建成后，一个特别大的难题是，零部件在越南采购起来很费劲。这家企业在中国的时候，很多零部件在设计阶段就有中国企业参加进来，很容易进入生产阶段，换个产品也相当容易；但越南没有这样的企业，能按图纸生产就已经很好了。

“结果，很多零部件需要我们从中国运送到越南组装。这样的配套方式，让劳动力成本的缩减部分几乎看不到了。来越南，满足了一定的规避风险的需求，但没有解决企业成本问题。”总裁谈道。

再就是以越南人的消费能力，产品几乎需要全部出口到中国或者其他地方销售。“作为生产据点，本来就不能和中国比，再找不到市场，这次的投资我感觉很成问题。”总裁自己总结经验教训。

在不少企业看来，中国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市场，市场魅力让企业最后决定在这里投资、生产。

东盟全部加起来的经济规模、容纳产业的力量、科研能力、市场可开拓性等在今后十年时间内依旧无法在增量上超越中国，去一个相对差的地方投资，在相对差的地方构筑产业链，结果势必会给本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影响。

我们看过去十年，日本经济的发展与美国、欧洲、韩国比，落后了一大截。

媒体频繁报道安倍等日本政治家整天在天上飞，几乎跑遍了世界主要国家，看似极为勤奋，但“勤奋”的安倍，让日本GDP在十年间缩减20%——2011年，日本GDP为6.23万亿美元；次年，安倍上台，当时日本GDP为6.27万亿美元；至安倍卸任首相一职时的2020年，日本GDP只剩5.04万亿美元。

世界上用十年时间让GDP缩减20%的非战乱国家，估计只有在安倍治下的日本能够做到，而继承安倍衣钵的菅极可能会让日本继续失落下去。看看美国，在过去十年时间里GDP增加了5万亿美元以上，等于在美国国土上多出了一个日本等量的经济规模，中国则是多出了1.5个日本，增量之快，不是安倍、菅能够想象的。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该是日本这些年的东南亚投资政策发挥的作用。

一向以全面报道中国负面新闻为己任的《朝日新闻》，3月30日用相当大的篇幅报道了自民党政权反华急先锋甘利明要实现对华“经济安保”的主张。但让人感到蹊跷的是，同一版报道中有一篇采访JETRO理事长佐佐木伸彦的文章。佐佐木理事长认为，“对日本经济来说，中国经济绝非可以断绝关系的对象。”

佐佐木理事长举出了两个数字：2019年日企在中国的直接投资的回报率大致为17%，在北美、欧洲及东南亚只有5%左右。

日本对华的“经济安保”在刻意远离能够赚取利润的市场，去相对贫瘠的地方苦心经营，这已经给日本经济造成了重大损失，让日本难以从失落的二十年中挣脱出来。而今天菅政权不仅没有修改的意愿，反倒在加速与中国的脱钩。

过去的十年，在国际经济上日本舍高求低；如今，日本在政治经济各个方面与中国持续对峙；五年、十年后，这个国家还有望走出失落状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