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别于西方个人色彩浓厚的“自由”（Liberty），在儒家的思想范畴内，“群己权界”（严复对Liberty的翻译）划清“群由”和“自由”的权力界限，能够更好反映东方“大我”思维的正确中文翻译。

法律上的行为约束（如宗教、种族、言论），是来自于人民在包容、求同存异的框架下所达成的“群由”权力界限共识。严格来说，这是人民通过每五年民主选举而选出的政府，赋予其权力执行法律制约；道德行为契约在先，法律行为制约在后。近期余澎杉伤害他人宗教或种族情感案件，就是最好说明。

只有大约数百年发展史的西方个人主义思想，侧重于“小我”权利；而已有2500多年历史的东方儒家思想，则侧重于“大我”精神，这在本质上就已有很大的差异。西方对“大我”和新加坡的指责，认为“大我”是从政治制度打压，牺牲个人自由而产生的，更是一个基本误解。事实上，国人的“大我”共识，并没有使到我们失去自我选择。建国50年，我们仍然是一个多元种族、宗教的社会，能够保留自身的文化和个人的自由选择。

面对当时新加坡建国时的艰巨挑战，李先生和他的团队仅有的，就是参差不齐的人力资源；而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激励刚独立后的新加坡人，为共同生存目标寻求凝聚力而努力。1994年在北京国际儒学联合会的成立仪式上，李先生致词时说，新加坡能够在艰辛建国过程中克服困难，全是因为新加坡人民的群体凝聚力，能够以务实的态度，万众一心地看待治理国家和解决社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