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随着十八大以后“奋发有为”的中国外交不断展开，陷入战略焦虑的美国已经逐渐没有耐心和信心去继续忍耐与中国的各方面差异，对于以往对中国利益的让步也不再抱有“能够改变中国”的期待。两国的利益冲突越发显露，在南海、台海，在国际机构改革和国际治理，在经济贸易等各领域、各方面，中美的分歧与矛盾都在增加。

但权力与影响力的扩张意味着声音与思想的扩张，中国的价值观开始伴随着一次次讲话、一个个倡议、一回回参与等扩散开来。而当前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并非是价值观的真空。中国的价值观输出不是去填补国际价值观的真空，事实上是在挤压原有价值观的空间。而无疑，二战后这一整套国际秩序的价值观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所坚守和捍卫的。

建立在西方个人主义之上的自由、民主等价值观长期以来已经随着美国霸权的扩张几乎成为国际社会的“政治正确”。原本国力弱小的中国无法改变，也无力对此持太多异议，但崛起中的中国既不愿被迫接受这样的价值体系、不想被其改变，又希望自己的价值体系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更进一步讲，价值观的扩张才是国际权力的最深刻体现。而这就与美国的利益发生了根本分歧——价值观是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关键一部分，价值观的动摇意味着美国权力地位的动摇。

在国际互联网治理上，中国始终认为互联网的自由开放不能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党领导一切的体制自然要求要拥有对互联网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这既是防范西方渗透和意识形态颠覆的需要，更是中国“集权、统一”的政治价值观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