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评价则比较负面：说他在朝鲜当通信员时“贪生怕死，不愿在前线，一直闹情绪，吵着要求调后方军乐队。”在南京预备军官训练团时，“闹着要复员”。

说他1956年刚进厂时，“吵着要补助，还煽动四五个复员军人一起闹补助”，说他进工厂当挡车工时“吵着要当技术工，当上技术工后，又对师傅说自己不想吃技术饭而想吃政治饭。

”说他那次“因改选得票最多，便想当脱产的党支部书记。后来到厂保卫科，又想当科长。”说他在1960年国民经济衰退时期说：“我东北老家没有吃的，安徽饿死几万人。我们工人应该在厂里做工，怎么到崇明去围垦。”

说他因阑尾炎从崇明回上海动手术是“装病”，说他讲过：“天灾？我看是人祸！”而且当“党组织号召党员分挑困难，节约粮食定量，他却说：他妈的，叫老子饿着肚子干活，这是什么社会主义？什么政策？要把人都饿死了！”说他收听“敌台”的短波，被人发现，自辩说“我听听台湾在讲什么”。说1958年那次党支部改选，他满以为自己得票多可以当上脱产的专职党支部书记，但上级决定由原来的支书连任，他只当上不脱产的宣传委员。“王洪文很恼火，经常拒不参加支委会，并事事与支书对立。”等等。

后一种评价都是文革结束后对王洪文的揭发和批判，有着明显的时代话语特征。但剥去话语的政治外壳，还是可以大致看出王洪文的性格脉络：虽然是党员，政工干部，但又不像当时一般党员和政工干部那样“听话”，那样“党叫干啥就干啥”;他知道争取自己的利益，有着自己的人生设计或目标;他关心政治，注意掌握各种信息，不但阅读公开发行的报刊，而且收听不被允许的海外信息;他敢说话，也比别人敢出头。但是，王洪文毕竟是共产党员，长期在共产党严密的组织纪律下工作生活。上面所列举的所有负面评价，即使在当时政治环境中，也不算太出格，那些话充其量只能算是牢骚话。

不过，许多当年同事对王洪文有个共同感觉：想当官。当时和王洪文一个保卫科的同事马骥，文革初期是与王洪文造反组织对立的保守派组织负责人。他认为王洪文平时为人不错，随和，讲义气，喜欢出头为别人说公道话，在工人中有威信，而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文革后对王洪文的评价，则说他“爱管闲事”。崔根娣的意思是说王洪文好打抱不平，好帮人调解纠纷、有公共意识。她说：

王洪文为人热心，爱管闲事。里弄里有位80多岁的老人，与子女吵架想不开喝盐卤自杀，王洪文将老人的子女叫去狠狠批评了一顿。为这类事情他也得罪了一些人。文革起来，他越发起劲了，真是没日没夜了，好像厂里的事，市里的事，全都要他去操心似的。后来就闹起了“安亭事件”，吓得我时时刻刻提心吊胆，整夜整夜睡不着。我也劝过，可他那个牛脾气，哪里肯听啊，还骂我死落后。

王洪文最初的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