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为什么要反张鹤鸣？这是因为当时厂党委规定批判八个人，这八个人有的有政历问题，有的在当时看是反动学术权威。但是厂党委不许超出这个范围批判别人。王洪文认为这是划圈圈、定调子，所以就贴了张鹤鸣的大字报。另一个副厂长张元放提出，对别的有问题的厂领导也可以贴大字报。我们当时也认为厂党委领导自己也有很多问题，却不允许揭发，揭发了就说你反党，这样做其实就是保护他们自己。所以同意王洪文的观点。

由此看来，王洪文造反，是因为与厂党委在文革运动的批判对象上有不同意见，文革中这些不同意见被上升到阶级斗争高度的政治分歧。但实际上，如果再深入分析，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种“政治分歧”背后的人际关系因素。对于王洪文的行为，还有另一种解释：

我们厂在文革中引起争论的那两个厂长张元启和张鹤鸣，张元启是部队转业干部，文化不高，但资格老，山东人。做起报告，一口山东话，上海工人听不懂。他作报告，即使有时下面听报告的工人走光，他也照念稿子，继续作报告。而张鹤鸣是地下党出身的上海本地工人干部，浙江宁波人，一口上海话。我觉得，比起张元启，张鹤鸣与工人的关系更密切，二张有矛盾，我看主要原因在张元启。当时他俩都是副厂长。张元启想当正厂长，大概因为他资格更老些.张元启文革前分管人事，教育和保卫，和王洪文关系很好。文革中他支持王洪文。

两个厂长有矛盾，张元启分管保卫科，分管生产的张鹤鸣就从不去保卫科，以避嫌疑或矛盾。王洪文所以说张鹤鸣从1963年起从没到保卫科坐过哪怕半小时，这是不抓阶级斗争。可见，王洪文贴大字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受两位厂长矛盾影响。分管保卫工作的张元启，因为工作关系与保卫干部王洪文比较熟悉，张元启与另一个厂长张鹤鸣有矛盾，于是影响了王洪文。

王洪文6月12日就贴党委大字报，这在上海工厂职工中是相当早的。王洪文大字报贴出不到一小时，国棉十七厂的上级管理公司——上海棉纺公司的党委书记立即赶到，召开厂党委紧急会议，作三点指示：保卫科大字报是大毒草;1957年反右斗争的形势又来了;反到党委头上来了，不能稀里糊涂，这就是阶级斗争。厂党委找其他几个大字报签名者谈话，追查谁是起草者。立即，上百张反击王洪文的大字报贴出。国棉十七厂群众中最初的两大派也在这样的批判和对立中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