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0日，上海纺织工业局党委派工作队进驻国棉十七厂。工作队在全厂职工代表大会上批评张鹤鸣，肯定王洪文贴厂党委大字报的行为。随后，又连续召开各种会议，揭发批判张鹤鸣。但是，这个工作队在国棉十七厂没待多长时间便被撤走，市委又派出一百五十人左右的市委工作队，于7月20日进驻国棉十七厂。

工作队的阵容十分强大：队长是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施惠珍，另外几个副队长的职务也不低，分别是黄浦区副区长张六吉、杨浦公安分局副局长赵戈，上海丝织一厂党委书记焦凤岭，以及上海市总工会教育部部长余文光。7月20日，新的工作队进厂。第一天就召开全厂八千职工大会，队长施惠珍作报告，据厂里后来整理的文革大事记说：

这个报告不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强调“搜索一切牛鬼蛇神”，要全厂职王“到深山密林中寻老虎”。这个报告对前一阶段王洪文等同志与旧党委斗争的革命行动只字不提，对张鹤鸣镇压革命群众的反革命罪行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一句。

市委对工厂如何开展文革心中无数，一切靠队长们自己去摸索，能够借鉴的只有四清模式：先发动群众，待群众揭发后，再决定运动对象。在工作队进厂报告后的十天之内：

全厂共贴出2800多张大字报，属中层以上干部的占14%，而贴群众的却占70%以上。把矛头指向群众。……

到1966年9月底，全厂共排出四类对象114个，其中厂级干部只有1个，而一般干部和工人群众却有98个，其中已整理书面的，也大多是工人群众。在4个月中，全厂150多个车间级以上干部进行批斗的只有4人。

对于王洪文所反对的副厂长张鹤鸣，施惠珍在报告中说是“压制大字报的严重事件”，但没有提及前一阶段王洪文他们对张鹤鸣的揭发。工作队为什么没有对王洪文他们前一阶段的行为表态？据说他们不知道前面发生过的事情。因为工作队派得非常匆忙，两个工作队之间没有交接，他们进厂前不知道王洪文曾经贴过张鹤鸣的大字报，甚至不知道“王洪文”这个名字。进厂后，才逐渐了解国棉十七厂的情况。工作队认为两个厂长的纠葛是“领导核心争权夺利破坏团结的问题”。对于这第二个工作队，王洪文1980年的交待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