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己克家——孩子眼中的严父慈父

刘瑞龙一生艰苦朴素，克己克家，廉洁奉公，两袖清风。他最反感的事，莫过于请客送礼、吃吃喝喝。不论什么人送礼，他都是一概谢绝。“文革”前，刘瑞龙在华东局农办工作时，一次去苏州视察，苏州地委的同志托司机送他一盒百合。他知道后发了脾气，对司机说：“怎么拿来的怎么退回去！”司机只好将百合送回了苏州。

刘瑞龙与家人

刘瑞龙一向公私分明，公家的东西分文不沾，公家给他配备的专车，家里人是不能使用的。夫人也是农业部的离休干部，身患严重的肺心病，但每次去看病，都是转乘好几路公共汽车到医院。像这样“不近人情”的事例的确太多了，以至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家里人也都习惯成自然，都自觉地遵守他为大家立下的规矩，有了困难自己想办法解决，绝不利用他的地位和威信办私事。

刘瑞龙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小时候，碗里的米粒没有吃干净，他就教育他们一定要爱惜农民千辛万苦种出来的粮食。延淮、延东当年独自在北京上高中，家里每月只给20元钱，其中包括寒暑假回上海的路费。那时家里人口多，经济负担重，但刘瑞龙总要省下钱接济生活困难的烈士亲属。刘瑞龙还将朱文英烈士的母亲姚老太太接来生活在一起，孩子们都尊称她“婆婆”。1961年，刘瑞龙调到华东局农办工作，婆婆也随到上海。刘瑞龙对婆婆就像儿子对待母亲，下班回家后，只要有时间总要陪婆婆下一会儿五子棋，让婆婆高兴高兴。“文革”中，造反派强迫婆婆揭发刘瑞龙的“问题”，年近九旬的婆婆就装耳聋，说：“你们说什么？我听不见。”20世纪60年代，一位烈士的女儿到上海治病，生活无着落找到了他家。刘瑞龙跟夫人商量，腾出一间房让她住，还为她提供生活费用。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刘瑞龙受到冲击被关押时，她才离开。刘瑞龙说：“他们的亲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活着的人，就一定要把他们当做自己的亲人来看待。想想死去的战友，我们生活艰苦一点又有什么呢。”

刘瑞龙对孩子很严，却很少大声地训斥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