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继承帝位的合法性须得宰相认可

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年），刚刚登基的武宗皇帝准备发布登基册牒，这种诏书上按惯例要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宰相）们联名签署才算合法有效。

武宗继位颇具传奇色彩。开成五年（840年）文宗晏驾，太子年幼，大宦官另选择皇位继承人，本来要想迎立年长的安王。迎驾的宦官按照宫中定策“迎大者”，结果却阴差阳错地把颖王立为“皇太弟”继承了皇位，这就是武宗。宰相们也因此对武宗继承帝位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当朝宰相之一的谏议大夫裴夷直看着武宗皇帝的登基册牒就是不肯签名。

虽然《资治通鉴》取《武宗实录》把这事巧妙地记载为“漏名”（忘记签名），但可以想象这么重要的公文作为当朝宰相怎么会“忘记”。

对此，《新唐书·裴夷直传》是如此记录的：“视册牒不肯署”。武宗皇帝终无计可施，只好找别的借口把裴夷直贬为杭州刺史以解胸中不满。由此可见，唐朝皇帝是非常重视宰相签署册牒的重要性的；同时宰相也十分珍视自己的署名权。因为，他们双方都知道，这关系到皇帝继承帝位的合法性。据《资治通鉴》记载：“故事，新天子即位，两省官同署名。”可见这也是一项制度。

延续289年的大唐王朝，前期之所以能够开创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中期“安史之乱”之后，之所以能够唐室光复再造；后期，虽然出现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但依然能够做到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关键都是当朝的宰相制度。无论国力鼎盛，还是国势衰微，无论明君在上，还是昏主乱政，只要宰相的职权能够行使，就能维持国家政治的运行。就连岌岌可危的晚唐时的宰相郑畋都感慨万端地说：“国祚安危，在我辈三四人画度。”可见，唐朝宰相在整个王朝中的中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