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拨乱反正工作的逐步深入，党内外的思想也空前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动向，一方面，党内有一部分人还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毒害，极少数人甚至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极少数人利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打着“社会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把党的错误加以极端的夸大，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的总结会上，明确提出了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就包括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指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胜利，离不开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一生为中国人民做出不朽的贡献，但毛泽东同任何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在分析他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

为了从根本上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路线上来，邓小平认为，对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进行认真全面的总结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拿出1个东西来”，澄清人们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邓小平说，很显然，人们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1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1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197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党中央于6月间决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代表中央在庆祝国庆30周年的大会上作重要讲话。

这个讲话必须对建国30年的历史作出总结，必然涉及到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同志以及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

邓小平对这个讲话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说，讲话要有一些新的内容，要能讲出1个新的水平。

中共中央对这个讲话十分重视，成立了1个以胡乔木为主的起草小组，从6月底开始工作。整个起草工作，是在中央常委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中央决定这个讲话稿必须提交9月底召开的四中全会上通过。

8月下旬，邓小平找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就讲话的初稿提出了重要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