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不是容易的事，特别是，当维权缺乏制度保障而且成本过于高昂时，公众心理中“沉默的大多数”的特点就会凸显出来，大多数人只能无奈地选择能忍则忍或是自我安慰。而与“沉默的大多数”相对应，则可以称之为“极端的极少数”。事实证明，当维权充满不确定与风险时，最后站出来的，只是极少数人。朱元璋、拓跋焘所遇见的，是“顽民”“奸猾之徒”，用今天一些人的话说，就是“刁民”。朱元璋、拓跋焘的判断，未必可信，或者说未必就是事实的全部。

首先，在这极少数人当中，固然可能有“刁民”，但可能更有为民请命的英雄，以及逼上绝路、忍无可忍的“细民”。其次，今天我们要慎用“刁民”这个词，因为只有在法制不健全和正常维权渠道不通畅的情况下，才会催生所谓的“刁民”。但在这里暂且不去分析这个极少数群体本身，而是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现代社会里，我们也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形。比如，一方面是不怕“闹事”的人利用政府求稳怕乱的心理“争取”到了最大利益，另一方面却是安分守己的人无人过问。

也许有人会说，这也没什么不好，如果这些“闹事”的人确实能够对不合理、不合法的行为进行“惩罚”，又何必在意他们的动机和手段？然而事实却是，这些人对通过“闹事”最后获得的结果总是讳莫如深、高度一致地予以保密，我们既看不到这样的结果对于其他人有何受益，也看不出相关方面在以后的工作中一定会因此得到改进。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样的结果对于那些遵纪守法的大多数人来说不啻为二次伤害。这岂非印证了“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

必须指出的是，这里绝不是要否定任何人维护自己权益的正当性和努力，相反，勇于维护自己权益的人只会受到尊敬。而只是说，当一个社会缺乏正常、顺畅的维权通道，缺乏独立公正权威的司法保障，当维权只是“极端的极少数”的事业，这绝对不是什么好事。只有当维权的门槛、成本不再让大多数人望而生畏，只有当“沉默的大多数”变成“积极的大多数”，没有后顾之忧地拿起维权的武器，一个良性有序、积极健康的社会才能成其为可能，也才不会有“极端的极少数”一再出现的空间。其实，这对于另一方来说何尝不是一种保护？如果一个制度不能保护大多数人，它最终也不能保护所有人。（张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