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即使是对于这一项创举，朱元璋生前也早已发现事情结果并未如他所愿。如在他亲自审定的《大诰三编》中，第一条“臣民倚法为奸”就记载了不少无良刁民利用此法绑缚无辜官吏的案例。此情此景，不由得令朱元璋长叹：“禁官之贪婪以便民生，其顽民乘禁侮谩官长;及至禁民以贵官吏，其官吏贪心勃然而起。其仁义莫知所在！”

从朱元璋这一声“其仁义莫知所在”的叹息里，我们仿佛看到一种进退两难的无助。不过，如果朱元璋翻看一下历史，他或许会稍微宽慰一些，因为这一困境在他之前也有人遇到过。

公元437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有感于地方官员多贪，于是下诏鼓励百姓检举告发。孰料一些“奸猾之徒”利用此诏令“专求牧宰之失”，以此为要挟，乘机横行乡里。而地方官员由于把柄被抓，只好向这些地痞流氓服软，“降心待之”，自然更不会去纠查其恶行了，同时“贪纵如故”。

不管是朱元璋还是拓跋焘，可以想见，当他们面对治贪治吏而感到力不从心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借助人民群众的力量检举告发甚至直接动手“扭送”贪官。最初，他们肯定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因为最受贪官侵害的就是老百姓，老百姓最有动力去反贪官。然而，不曾想到的是，原本初衷美好的政策，不但没有为老百姓维权带来好处，反而滋生了一个顽民群体，甚至对老百姓造成了双重祸害。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困境？朱元璋想不通，恐怕拓跋焘也想不通，至少，他们忽略了两个问题。

首先，维权需要制度的保障。具体地说，没有独立公正权威的司法制度的保障，维权就会沦为一句空话。例如在拓跋焘鼓励告官的政策中，向谁检举？受理检举的机构与被检举人是什么关系？会不会检举信旅行了一大圈最后又落到被检举人手中？谁来为检举人提供保密和保护？检举人受到被检举人打击报复怎么办？这些问题不解决，试问哪个老百姓敢轻易踏上告官之路？

其次，维权需要成本。如今人们已经痛苦地认识到，维权是需要成本的，这个成本包括时间、金钱、精力、精神等诸多方面的付出。或者是因为维权程序无限繁琐，令人不胜其烦苦不堪言。更令人痛苦的是，很多时候，这个成本甚至远高于人们所要维护的权益本身。例如，在朱元璋绑缚不法官员进京的政策中，果真这样做，沿途路费、食宿费谁来承担？在这期间，由于田地荒废、生产停顿造成的损失谁来弥补？总之，这个维权成本一计算，大多数人只能摇摇头，空叹一口气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