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宋勤回忆：“解放后，我们全家都到北京生活了，当时我上的学校有规定，凡是在北京有家的，一定要回家。父亲觉得自己家的生活条件比广大人民的生活条件要好，为了不让孩子们脱离工农子弟，便让我除了节假日外，每天都要在学校的食堂就餐。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我们起床是没有闹钟的，完全是靠生物钟。有一天早上我猛一醒来，看到天亮了就急忙往学校赶，到了学校才看到有个钟，那时才早上5点钟，原来我提前了很长时间就到校了，知道吗，我这都是为了赶学校早饭去的。

对于父亲的这些严格要求，一方面我从小已经习惯了，另一方面也并不知道父亲当时任什么职务，是多大的官，那些东西在我脑子里根本就没有什么概念。虽然国家给父亲配了车，但父亲从未让我们用过，哪怕是我们生病了。我年轻时有次因下雨受凉，结果得了膀胱炎。那真是痛苦啊！我住在很远的地方，去医院得换好几趟车，怎么着都要折腾一个多小时。我不敢让父亲派车，只好忍着疼，自己坐公交车，连座位都没有，就坐在车前面的引擎盖上。病还没有完全好，单位要开会，当时病已经好转了，但这病需要养，可那会人年轻，再说我也是受爸爸影响，觉得工作比身体更重要，既然单位要我去我就去。

由于没完全治好，落下了后遗症，我现在还有这方面的慢性病唉。在父亲的影响下，家里的小孩们也懂得了为党为人民无私奉献这个道理。他也没有教导我什么，要怎么样怎么样，虽然我跟他生活的时间不长，但潜移默化地给了我影响。作为长女，我这一生，也不要比官职，比前程，就比是否按照党的要求为人民做了什么，我们做的很少很少，但我们会尽力。”

宋任穷很喜欢小女儿宋云扬，她不仅年纪最小，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受牵连时吃的苦也最多。但他对她也从不特殊对待，没有半点溺爱。

宋云扬大学毕业后已是30岁的大龄青年。不久便结了婚，由于体弱，怀孕后搬到娘家暂住，图个照应。分娩时正是凌晨两点，阵痛难忍，丈夫忙着送她上医院。司机就住在对面楼上，丈夫想叫醒他帮个忙。

宋云扬连忙制止，说：“我爸爸从不准用公车办私事的。”

丈夫不服气：“这回是特殊情况嘛！”

“他会这么说，人家父亲没有轿车怎么办？还是坐自行车去吧。”

结果，自行车也坐不了，因为孕腹太大，上不去。深更半夜，丈夫搀扶着妻子，一边艰难地挪步，一边不停地呻吟，走了半个多钟头，坚持捱到了附近的海军医院。

丈夫这才松了一口气，对妻子夸道：“你真行，不愧是老革命的后代！”

熟悉宋任穷的人都交口称赞他的家风好。称赞他的儿女不像高干子弟。宋任穷听了，脸上并无高兴之情，而是痛心地说：“难道高干子弟非得要与众人不同吗？就不能与平民百姓的子弟划等号吗？”他的话的确令人深思。

获“宋任穷之德”赞誉

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冀南根据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叫做“陈再道之勇，宋任穷之德”。“宋任穷之德”是大家对宋任穷的高度评价。

当时在冀南地区曾经搞过“肃反”，也就是在党内抓国民党特务。王任重在参加革命之前，上中学的时候，参加过一个学生组织。后来才知道这个学生组织是蓝衣社的外围组织，蓝衣社是CC特务。所以，在这个运动中，王任重就被人揭发了，说他参加过外围组织，说他是CC特务。

那个时候批斗得很厉害，有的说是特务就被抓去枪毙了，包括他的爱人知道了也很激动。有的还拿鞋底抽他的脸，说“我让你当特务！”因为当时都很痛恨国民党特务。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宋任穷就站了出来说王任重同志是参加革命前当学生的时候参加的这个组织，而且他也不知道是蓝衣社的外围组织，这个不能算数。他既然参加了革命，我们就从参加革命的时候算……最后终于把王任重保了下来了。

“文化大革命”中，宋任穷遭殃被抓，王任重也因为这个被打倒，说他是特务。当时找宋任穷调查此情况，宋任穷也如实把这个讲了，并为王任重作证，说他不是特务。他被打倒之前和打倒之后，始终是这样，毫不避讳，不怕自己受牵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