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任穷无论走到哪里或者无论什么时候对干部都是非常爱护的。虽然你犯错误了，但是他还给你机会，还教育，更重要的，他以身作则。他不跟风，不能说肃反了，我就一定要纠出一批，包括在二机部的时候反“右倾”，他能保护一批干部就保护一批干部，他就说我二机部是特殊的，我搞科研，搞原子弹研究，我们不搞反“右倾”。

他对老百姓的疾苦也很关心。1942年到1943年，抗战最困难的时候，日本侵略军进行了疯狂的“铁壁合围大扫荡”，再加上冀南地区逢闹灾荒。当时冀南地区的损失很大，很多干部都牺牲了。当时刘邓首长为了保护干部，多次说“是不是让他们撤到安全的地方，比如铁路以西，靠近太行山的地方”。但是宋任穷为了抗战，为了老百姓看到我们党和八路军始终没有离开，所以他提出来“誓与几千万冀南人民共存亡”，因而他坚持抗战，哪怕是最困难的时期都咬紧牙关坚持了下来。而且当时又是旱灾，又是水灾，又是蝗灾，又是瘟疫。在这种情况下，他至死不离开冀南，和老百姓在一起。

他确实做到了从心里爱护老百姓，他急人民所急，所以老百姓才会有这样的评价，才会这样爱戴他。所以“宋任穷之德”这个“德”字，真是实至名归。

两袖清风待亲朋

自1929年离开老家踏上革命征途后，宋任穷一走就是20年。时间与距离的双重疏远，似乎让湖南浏阳市葛家乡乌石龙村的乡亲们逐渐淡忘了这个充满抱负的年轻人。自从宋任穷步步高升后，他的一些农村的亲戚当然都想到城里工作或者想托当官的宋任穷办件事情，但是一概被宋任穷给拒绝了。对此，家乡有些亲戚也很有意见，抱怨说：“你看我们也没有沾光，他也没有为我们家乡做什么事情。”

果真是这样吗？

1949年农历九月的一天，宋任穷的大哥突然接到弟弟的来信，信中称自己因公事会顺便回家看看。沉寂多年的小村庄突然炸开了锅，大伙奔走相告，都说“宋伢子要衣锦回乡咯”。

这是20年来宋任穷第一次回到自己的家乡。深夜12点，他从吉普车上走下来，等候已久的亲朋马上就围了过去。他乐呵呵地笑着，太久的分离让他望着这一张张熟悉而陌生的脸庞时，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除了家人团聚的温馨外，宋任穷并没有给亲人们带来半点物质上的喜悦。侄媳妇陈树华依旧记得，宋任穷当时只给她买了2双袜子和2条毛巾，而侄女只有1双袜子和1条毛巾，其他人则分毫未得。

不过，为了感谢曾资助过自己两块大洋的同乡田细和与黎本初，宋任穷倒是大方地给两人带了件当时很中用的卫生衣。

在停留的一个星期里，来客络绎不绝，为了招待这些人，家里一日三餐，每餐7桌。要走时，宋任穷悄悄对侄子宋敬堂说，本来还想多呆几天，可自己实在囊中羞涩，为了不连累家人，只好提前离去。

又过了将近10年。1958年春，宋任穷从北京乘火车去广州办事，中途回到老家吃了餐午饭便离开了。相比上一次，这次的宋任穷显得更寒酸，他给大伙的见面礼只有一小包糖粒子。

1988年5月24日，宋任穷来长沙开会。相隔30年后，他更忙碌了，匆忙的他连家门都没进，只在乡政府打了个转就走了。这是宋任穷最后一次回乡，那次他什么都没有带，仅在拥挤的人群中给了乡亲们最后一个难忘的笑脸。

更为令人深思的是，宋任穷在老家亲人眼中是个铁板人物，的确自始至终没有给亲人们半点“照顾”。

1979年，20多岁的侄孙宋运佳，踌躇满志地想干一番事业，于是决定到北京去找时任国家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的叔公宋任穷，帮忙找个好单位。但当宋任穷得知侄孙的来意后，随即委托秘书予以拒绝。

1984年，还是宋运佳，当时的他在做花炮生意，需要购买一辆运输车，但这在当时的湖南买不到，他决定再次找叔公帮帮忙。可是，他刚踏进叔公家大门，就挨了一顿训：“中央组织部没有汽车，买车不要找我！”

此后，老家的亲人无论大小事，一概不再向宋任穷求助。

然而，从不徇私的宋任穷，对家乡的建设却非常关心。

1993年，当他得知家乡办学条件很艰苦，便亲自与希望工程取得联系，获赠80万元，在葛家乡修建了马家希望学校。

1995年，浏阳一个乡发生了灾害，暴露了水利问题。宋任穷一听情况，腿一拍，说道：“农业是大事，不能耽误。”当即便将情况汇报给国家水利部，家乡很快得到拨款，解决了灾害问题。

直至卸任后，宋任穷也一直与家乡的乡政府保持着紧密的联系。2005年1月8日，宋任穷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宋任穷的逝世使共和国痛失了一位上将，也使老家湖南浏阳痛失了一位德高望重的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