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就在一年前，咸丰还对崇氏之能力不以为然，“崇厚人非出色，不解汝喜用其何才？”不过士别三日，崇氏已堪当重任，和谈期间其不辞劳苦，“于夷情猖獗之时，屡次出入夷营，备历危险，得以次第换约”。这等表现自然深获恭王赏识，不久朝廷颁旨，“候补三四品京堂崇厚，著加恩赏给侍郎衔”，由副局级干部一跃进入部长俱乐部，可谓殊遇。

崇厚能于仕途这般顺遂，与恭王之提携密不可分，故他自此舍命追随靠山，唯其马首是瞻。恭王上台之后，请求朝廷设立数位通商大臣，处理沿海洋务。崇厚经恭王保荐，继续留在天津，出任三口通商大臣，一待便是十年。作为恭王嫡系，崇氏上任后成为贯彻洋务改革战略之急先锋。

他先是制定《天津通商章程》，建立对外机构，捋顺对外关系；紧接着又领命与普鲁士公使在津门修订条约；之后崇氏更是大量购置西方船炮军火、编练了一支当时规模最大的由洋人指挥的五千人军队。

当然最牛的举动，还要算崇氏耗时近五载终在1870年建成的天津机器制造局。日后李鸿章的北洋军事力量能独步清末，于崇厚打下的基础关联甚大。可以说，在各地疆吏中，崇厚绝对是对中央新政跟得最紧的。一言以蔽之，洋务改革看津门，改革标兵数崇厚。

然而，虽常年处理洋务，崇氏仍有自己的致命短板。《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作者美国人马士曾指出：“崇厚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有和蔼可亲的品德，但却不是一个外交家。”此评价大体不差，崇厚处理外交问题尤其是争议纠纷的态度与恭王亦步亦趋，即典型的鸽派手法，忍让、妥协、冷处理、拖字诀，这是其惯用手法。故崇厚一向对外示弱的表现早已令津门百姓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