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为何明代“倭寇”多是闽浙人？
对此，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的自序中有过专门分析，“私人资本积累愈多，它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愈大。同时，商业资本又是工业资本的先驱，商业有了充分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才能同样地推进。这是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
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
知识分子世界观的重塑
当充满活力的全球经济为古老帝国吹来一股新风时，社会大变局之下，自然就出现思想解放潮流。晚明知识分子反感明初开始的八股取士，他们决心打破科举制度下带来的死板、人云亦云。
王阳明提倡自觉自主思想，首先打破思想界沉闷而僵化局面。他的弟子把师说发扬光大。在李贽那里，晚明思想解放达到高峰。假道学把他斥为“异端”，他也成为被政权所不容纳的思想犯。
李贽的著作尽管一禁再禁，却始终流传于民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高喊“打倒孔家店”的吴虞，就把李贽视为前辈同道。“由此可见，晚明的思想解放潮流，一直影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樊树志说。
“思想愈解放，就愈需要新的资源。天主教传教士的传教活动除了其他吸引力外，新鲜感本身就是一种号召。晚明中国大环境有点让传教士如鱼得水，虽然教徒的数量并不理想，皈依者层次却很高。”关于晚明思想解放与传教士传教之间的关系，学者周振鹤做过这样的分析。
在樊树志看来，瞿汝夔、徐光启等知识分子在与传教士接触过程中，实际上是将中国文化开始与世界接轨，并改变了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