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初，香港九龙一家塑料制品厂部分人(绝大多数与台湾国民党有联系和站在国民党反共立场)举行反共大暴乱，他们攻击的对象是有爱国主义思想和亲近大陆的工人。自英国在香港实行殖民统治后，历史上“左派”工人从来都是受港英当局的排挤、压制。因此，左派与右派工人的力量对比，前者显得势单力薄。在暴乱的初期，左派工人受到严重的攻击，当时港英当局采取袖手旁观、坐山观虎斗的态度，放任自流让双方打架斗殴。为此，我国政府向港英当局提出严正抗议，要求港英政府制止右派工人对左派工人的迫害。

与此同时，左派工人也迅速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双方除了使用器械打架斗殴外，还使用土制炸弹进行四处爆破活动。斗争的双方互不相让、对立摩擦愈演愈烈。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港英当局对我国政府的严正抗议置若罔闻，对左派工人一方进行镇压，不但出动警察和防暴队(装备精良的警察)，而且出动了英军。

名曰维持治安，实则偏重于镇压左派工人。

首先挑起事端的右派分子一方，由于得到了港英当局的偏袒而受到保护，气焰更为嚣张随着事态的发展，港英当局的武装力量竟然代替了右派分子的角色，从事镇压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右派分子逐渐退出了打斗，并在一旁看着港英当局镇压左派工人的热闹。左派工人面对严峻的形势，树起了“反英抗暴”的旗帜，不屈不挠地与港英武装警察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反抗镇压。

1967年，正好是内地“文革”的第二年。对全国人民发号施令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统一全国人民思想和传达信息的权威报刊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当时统称“两报一刊”)。当时的情况是，正在港英当局镇压左派工人的时候，“两报一刊”不断发表消息和评论，在舆论导向的影响下，全国人民纷纷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声讨港英当局的暴行。北京的红卫兵造反派还放火烧毁了英国驻北京代办处(当时尚未升格为大使馆)。惠州地区的宝安县县城深圳镇的民众亦频繁地集会和示威游行。在游行队伍行进到了罗湖、文锦渡等边界地区的时候，大家高呼口号，群情激昂。游行示威的深圳民众对边界上敌方炮楼的英警英军怒目而视，游行队伍久久不愿离开。

中英关系进入了极度紧张状态。此后，我方深圳属下的罗湖、罗芳、莲塘……等地的农民在通过境界线耕作时，常常被英警无故刁难或打骂。农民群众为此怒发冲冠，在英警无理打骂下亦不示弱。于是，生产队挑选青壮年社员过界耕作，在遭到英警野蛮逞威时，就用锄头扁担作武器揍对方。有一天，在文锦渡从事过境搬运工作的工人(头戴红帽子作标志，无需通行证件，双方守关人员都不用检查就可让他们自由进出，人们叫这些搬运工为“红帽子”)还将两个巡视边境的英籍警官捉了过来。在这种双方互相敌视的气氛日益增加的情况下，香港英警防暴队和英军大量集结在边境线地区，从元朗落马洲至沙头角一带都驻扎了大量英军。我驻军7085部队(广东省军区守备部队的一个团)也做了相应的作战准备工作。当时我任7085部队团部作战参谋，亲身经历了整个事态的发展变化。上级指示要抽调一部分“三支两军”(支援左派、支援工业、支援农业，军事管制简称军管，军事训练简称军训)的军官归队，我就是被抽调归队的人之一。

我回到团部后，立即部署各营、连集结前沿。由于我所在的边防部队——7085守备团长期驻守在边境第一线，边境地区的作战地形环境较为熟悉。同时，部队官兵也对英军的所作所为非常愤怒。全团都作好了随时随地作战准备。除增加岗哨和巡逻以外，也做了最坏的打算——战斗打响后，团部军官的家属小孩撤出深圳，到广东省北部的连平、和平等山区隐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