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成立了估价小组，这是个既有特权又容易得罪人的职务。为了让大家抱成团，唯一的办法是先牺牲自己。陈永贵说：“那就从我家里开始吧。”他自己介绍说，“一头牛花了140元，用了3年，去年耕地了脚，生人看不出来。”人们给他这些东西作价，牛140元，母猪作价80元，一张犁作价8元，一共228元。应该说这个评估是合理的。可是陈永贵却说，这头牛最高不能超过80元，一头母猪值40元，犁5元就够了。一共125元，差不多砍去了一半。

毛泽东有一句至理名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身上体现出来的两大特点，一是迷信，一是狭隘。当天塌地陷时他也许不会管，到手的利益却是不肯丢掉的。连许多国家干部们，在涉及自己的利益时也是如此。陈永贵在这件小事上，却表现出了他的英雄本色。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干部看支书。这句当年的名言，在大寨得到充分体现。陈永贵无疑是这句名言的“标本”。

在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上陈永贵从来没有二心。当1958年“大跃进”的热风吹到大寨时，引起了不同的反应。大寨社员认为：如今我们积累多，猪羊成群，骡马满厩，要粮有粮，要钱有钱，搞合并岂不是找亏吃？但陈永贵却另有一番见解。

当他听说河南新乡地区办人民公社的消息后，便对“一大二公”的特点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公社人多力量大，所有制更纯洁，公有化程度高，还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这将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他积极地向县委请示，要求立即批准他办公社。1958年8月24日，成立了昔阳第一个以大寨为中心的红旗人民公社。

成立人民公社这本来是陈永贵所盼望的，他也曾为此衷心欢呼过，不想真的“一大二公”来到他的面前时，带给他的却是迷惘。

公社成立后一切超前。产量不是在秋收之后，却改到了收割之前，显然是全凭一张嘴了。冬末春初，省里开了“山西省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为1959年北京召开的全国劳模会推荐人才。陈永贵去参加会时心里就已经不踏实了。放卫星之风也吹到了大寨，在他去开会前，到处就已经在刨坑堆肥搞什么千斤田万斤地了。

会上领导安排人去套他的话，陈永贵微微地一笑：“哪个亩产达到了万斤，我请他吃拉面。”领导们见他没表示，就请他报，往多处报。问他亩产多少斤，他说，540斤。领导比较保守地请他报两千斤。他想了想，多1000斤可不是闹着玩，把牙一咬，干脆一斤也不多报，还是按照本年的报：540斤！大寨的红旗就这样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