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北京时，他和秘书、警卫都住在京西宾馆，吃住“一条龙”。中央的领导人似乎习惯下午和夜晚办公。他偏偏又起得很早，只能在花园散步。警卫们不敢懈怠，他一出门就必须跟着，这一点让他很不愉快。他要喝水时，勤务赶紧去泡茶;他要开门，警卫抢上前，他也不高兴，硬邦邦地甩出一句：“我又不是没长手。”走廊一个大吊灯，晚上要亮着，他总觉得浪费了国家的电，动不动就给人家关了。每天早晨起床，他害怕服务员来叠被子，就自己叠，自己扫地。

那时候电视还非常稀少，他的房间有一台彩电，服务员常跑到他的房里看电视。此时他异常高兴，给他们泡茶，脸上挂着慈祥的笑容。客人一走，他就自己洗杯子，倒烟缸，擦茶几。宾馆里的服务员们都叫他老陈，没人叫首长或是什么别的称呼。

中央要工农参政，就让他强化学习。他和王洪文一起进的政治局。每日下午就到他那里学习马列主义、《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每次回来就如大病一场，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有一次实在烦了，他就给“王办”打电话：“你就说我不在了！”

在中南海与最高层的人们相处，使陈永贵感受颇深。吴桂贤是工人委员，两人有时碰面，倒有些惺惺相惜，可跟其他人相处不好。尤其跟张春桥搞不好，那个人一脸严肃，一本正经。陈永贵知道张春桥对自己有偏见，又不好当面反驳，总是躲着他。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躲来躲去还是在涉及张春桥时一不小心出了问题。

1975年1月，陈永贵到广西参加贫下中农代表大会。许世友来陪他喝酒。陈永贵觉得许世友与自己同是大老粗式的，便跟许世友瞎聊起来。许世友在南京当司令员时，张春桥当过政委，他们两个人也是合不来。陈永贵认为和许世友有共同的话题，便没遮没拦：“他老说人家是个臭老九，我看他才是个真正的臭老九！”回到北京，周恩来请他去：“永贵呀，你在外头说过什么没有啊？”他想了想说，没说什么呀。

周恩来拿出一封信，是许世友写给毛泽东的。他不说自己对张春桥有看法，却借陈永贵的话来“客观”地写信，说陈永贵同志对张春桥有意见。陈永贵一看吓坏了。回到昔阳他就去找张怀英，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是：“闯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