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八兵团司令员的王建安给陈毅打电话说，希望父亲仍然能留在部队。陈毅电话里就一句话：“这是命令。”父亲起初担心自己没地方工作经验，但最终还是被说服了。从此，他脱下军装，留在了上海。此后，父亲的后半生，都与上海结下不解之缘。

父亲对家人的严格一直是出名的。严格到什么程度呢？先说我母亲。母亲是1938年加入八路军的老革命。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已经是一名军级干部。1947年，我妈妈怀孕，怀的还是双胞胎，行军特别辛苦。但即使如此，父亲都没让妈妈骑过一次马，马都是让给伤病员骑的。

“文革”前，妈妈是一名园林局的处级干部。粉碎“四人帮”后，市里正在筹备组建纪委，想调我妈妈去纪委工作。然而没想到，事情报到父亲那儿，他立即把妈妈的名字划掉，不准她去。妈妈问为什么，父亲说：“我分管的部门你不能去。”妈妈非常生气地说：“如果你当第一书记，是否我就不要在上海工作了？”

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妈妈还是回园林局了。上世纪70年代末，按她的资历和能力，也该提拔。园林局想让我妈妈担任党委副书记。父亲知道后，再一次把妈妈的名字删掉。当时，园林局党委书记回去就对家人抱怨：“一平太过分了。”

所以，我妈妈直到离休前，作为老革命，也还是正处级。

“小孩子有什么资格坐车”

父亲廉洁自律，从不搞特殊化。小时候，康办小礼堂周末放电影，从我们家到康办要两站路，全家都是靠走。看完电影已经很晚，也是自己走回家。那时我不到10岁，边走边打瞌睡。父亲有时和我们一起走，有时自己坐车回去，但从不顺便捎带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