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场的“受害者”

除家属和现场工作人员之外，一些“不在场”的人也同样受到强烈心理冲击。在EOA开通的24小时热线电话中，曾有MU5735机组的同事打进热线，称“感到无助和绝望”。

“虽然接受过很多专业的培训，也明白这份工作的风险性，但是这和真的看到这种（坠机）事情发生，就发生在自己身边，感觉是不一样的。”张蕊（化名）是一名前空乘服务人员，虽然已不再像以前那样频繁地在天上飞，但仍有强烈的恐惧感，“会下意识地想，如果是我，如果我在那个飞机上。很容易代入其中。”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高级工程师、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兼委员吴坎坎认为，民航从业人员高度卷入，“他们中少部分人可能会有恐飞或者失眠厌食情绪低落等应激反应，如果强烈到影响正常工作生活超过1个月，就属于心理创伤，需要专业诊断。”吴坎坎说，原则上本次事件后，所有的空乘人员都该做心理疏导。

“一个悖论是，他们很需要心理辅导，但是又不敢轻易让公司方知道自己的心理问题，因为一旦被知道，就可能面临停飞的风险。”赵然说。

几年前，赵然曾经给某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做过心理培训。在她看来，飞行员是一个高付出和高回报的职业。但也面临极大的心理压力，一旦身心出现任何问题，就无法执行飞行任务，收入骤减。她曾以心理咨询师的身份评估过一位飞行员的心理健康状况。评估时发现，这位飞行员已经在外面自费30多万做心理咨询。

赵然在查阅资料后发现，有研究显示，在德国航空公司空难事故之后，经历过危机干预和没有经历过危机干预的个体和组织，都有显著的差别。未经干预的组织，大概在一年之后的离职人员可达40%-50%，而经过危机干预的组织当中的个体离职率很低，而且极少发生心理问题和创伤性心理障碍，能够更快恢复。

2022年3月26日，搜救人员为了安全起见，将安全绳一头挂在山上的树木上，一头系在自己腰间进行搜救。

二次伤害：指责和安慰

在这场巨大的灾难中，公众围观、注视，被卷入其中。“他们积攒了一些情绪，然后会用各种方式发泄出去。”这是人们的生活深度网络化带来的新变化，也越来越被心理专家们所注意。

“虽然我没有家人在这架飞机上，但是我已经哭了好几天了，睡不着，特别难过。一想到这件事就哭。”在许多遇难者家属的社交账号中，都能看到代入性极强的留言。

“网络让很多人能够直接地看到现场的惨烈，在消息迅速传播的当下，情绪也在迅速传染蔓延。”吴坎坎说，这是一种群体性的心理创伤，“一则是因为恐惧，另一个是代入感太深。”

在网络上，受害者家属小楚（化名）的个人网络平台则成为“发泄”的途径之一。

小楚的小姨也在坠落的飞机上，出事后不久，她在自己个人的网络平台账号发布了一个怀念视频。视频里是小姨的朋友圈截图、朋友们对她的印象和对事故惋惜等等。视频发出不久，当晚，小楚就收到了许多措辞强烈的评论和私信。有人质疑她“蹭热度”，更有人说她“网络守孝”。

最终，小楚在3月24日凌晨发布《致歉信》并删除前一条视频。“……本着对亲人的思念发抖音作品，也没想过会（成）热门，当然更没想过会有个别网友喷我们家属，甚至对我们对自己亲人的思念及感情都有所怀疑，非常抱歉，再次深深地道歉让您不舒服了……”小楚还删除了个人账号里的所有视频。

在邱昌建教授看来，作为遇难者家属，小楚的遭遇属于典型的“二次伤害”：“这种冲击和伤害，不比第一次伤害小。”邱昌建解释，“家属本来就需要倾诉和发泄，这本身也是心理疏导很重要的一部分。这时候对他们进行这种指责，会造成更大的心理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