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员终究不是我的归属，

舞台才是我的人生归宿”

张庆平仍清晰的记得最开始加入剧团唱戏的那一天。1998年农历9月17日下午，年仅16岁的他从家出发，期间搭乘一辆农用车后，在离演出地点还有五六里路时下车，此时已将近晚上6点，紧接着徒步到剧团，然后开始跟着剧团拜师学艺、走南闯北。

婺剧是浙江省地方戏曲剧种之一，是金华、丽水等地群众喜闻乐见的民俗文化之一。张庆平所在的剧团也主要在生日宴、庙会、节日庆典等场景下受邀演出。

那是一段辛苦却充满荣誉感的日子。张庆平表示：“我们几乎都是下乡演出。刚入行那几年。睡觉就是在村里找一块空地，找老乡借几把稻草铺在地上，再盖上一层彩色塑料布，就这样对付一晚上。后来环境好一点，可以撑帐篷、铺泡沫垫，再盖上一层自带被褥。我们演出环境不比室内剧院，经历严寒酷暑已是家常便饭。”

疫情前每年近600场演出也让张庆平基本不能着家，两个孩子一直由妻子抚养长大，家里大小事只能通过电话沟通。过年期间，也只在大年29、大年30放假两天。为了赶场，剧团经常在演出结束后，立刻连夜驱车赶往其他乡镇，有时两地之间路途远，大巴车的座椅便是床铺。

辛苦的另一面是，演出收入支撑着他成家立业。“因为我们是民营剧团，相比当地体制内剧团，会缺少一些后续保障，但整体工资要高一点，月工资也肯定比流水线里的技术工人高。2019年12月，自己在也镇上贷款买了房，房价9100多元每平方米，价格并不便宜”，张庆平表示。

4月28日，杨丽萍宣布时隔19年再次解散《云南映象》团队揭开了演出行业在疫情冲击下的残酷一面。

2020年疫情至今，张庆平的剧团也经历了四次解散重聚——2019年农历大年29（2020年1月23日），村里开始封闭式管理，所有的新年演出计划全部取消，7个月后，剧团才组织四散各地的演员开始演出，这一次演出持续了四个月。此后，2021年的3月-5月、7月整月、9月-12月是所有被允许演出的日子。

他说：“下乡演出都是开放式的，人流量大，疫情防控举措不比固定场所的剧院。因此一旦出现疫情，我们这类演出会被立刻叫停，上一次演出还是在2022年1月7日。剧团四十几个人，现在都只能四散谋生。即使接下来被允许演出，可能有一些人就回不来了。有些演员进入工厂做临时工、摆摊卖糯米饭团、卖水果等。

演出断了，收入不能断。“我刚好在疫情发生前半个月买的房。如果能在剧团正常演出，一个月收入足以覆盖房贷、两个小孩子学费以及一家人生活费。当时计划和妻子再攒两年钱，就能完成新房装修并在2020年12月入住。但疫情打破了所有计划，装修资金没了来源，新房的装修只能一点一点的凑，昨天才刚买了卫生间的洁具。”

在剧团的反复解散中，38岁的张庆平也走到职业生涯十字路口。因并不具备任何其他行业的技术经验，他只能选择成为几乎没行业门槛的外卖员。

在做外卖员的日子里，张庆平每天从早上8点跑到晚上12点，在餐桌上吃饭成为一种奢侈，基本用馒头、面包、八宝粥对付每顿餐食。“送餐高峰期饿了，就拿在手里边骑车边吃。遇上雨雪天气或夏季暴晒，会更辛苦。很多人不理解甚至抱怨骑手横冲直撞，我们也不想那样，一出事，全家人生计都没着落。碰上送单高峰期或商家生意忙来不及出餐，我们就很容易超时。一单就赚几块钱，没有及时送到，就很可能被差评、投诉甚至罚款。”

过去十几年，因为忙于剧团演出顾不上家里大小事，一直是张庆平感到遗憾的地方。可即使回到老家浙江丽水市壶镇当外卖员，他和家人相处的时间也少的可怜。“每天六点半，我和大儿子起床刷牙洗脸，然后一起到家附近的早餐店吃早餐，紧接着骑车把他送到学校，之后就马上上线跑单。下午孩子放学时，基本处于送单高峰期，几乎没时间接小孩。等晚上跑单结束回家，妻子和俩小孩都已经睡觉了。每天早上那一个小时是和大儿子、小女儿唯一的聊天时间”，张庆平表示。

张庆平所处的壶镇是传统工业重镇，拥有工业企业1100多家，主导产业为缝纫机、带锯床、工刃具等，被称为全国最大的带锯床生产基地，缝纫机行业产值占全国10%以上。在密集工人流量下，当地外卖行业颇为红火。

去年，壶镇工业区人流量都还特别高。今年以来，受疫情影响很明显，很多工厂、私人企业都裁员或者放假，外卖单也就锐减。之前一天上线12个小时，平均可以跑80多单，近期就只能跑40几单，月收入也从八九千滑落到四五千。

虽然不知今年何时还能再次重返舞台，但张庆平还在通过其他渠道继续着自己的婺剧生涯。“在送外卖之余，我会拍拍婺剧中各类角色的抖音视频，也算以另外一种方式去传承婺剧。其实，对于我这个20来年都生活在舞台上的人来说，外卖行业真的不那么适应，隔行如隔山。为了生活，总是要去找一条属于自己另外的出路。”

在他的设想中，如果未来演出行业恢复如初，自己仍将第五次回归剧团演出，“外卖员终究不是我的归属，舞台才是我的人生归宿。”

“52岁的年纪就去做保安，

是会被村里人笑话的”

4月26日，因为找不到工作，陈祖华与妻子再次争吵起来。妻子对他的抱怨是“在家一躺就是半天，不做饭也不去找工作”，而他的想法是“妻子就是嫌弃自己不挣钱了。”

2009年，39岁陈祖华跟随同乡人前往浙江宁波的服装厂开始外出打工之旅，那时他的两个孩子均在上初中。“家里就三亩地，光靠种西瓜、稻谷等根本负担不起两个孩子学费、生活费。那时工厂里一个月1500元的工资都比种地划算。虽然很舍不得把孩子丢给父母带，但不出去工作，孩子以后的高中、大学学费都可能没着落。”

2011年，陈祖华在服装厂工作三年后，跳槽至当地一家地板砖加工厂，从学徒开始做起，工资一路上涨至2021年的6500元/月。每天，他的生活轨迹几乎一成不变——早晨6点半从仅能容纳一张床、一个煤气灶和一条过道的出租屋起床，吃完早餐后用保温盒打包妻子刚做完的饭菜当做午饭。早上8点抵达工厂开始工作，下午6点工厂下班后立刻返回出租屋。每年仅在过年期间回家20天左右。

6500元的工资并不好拿。年纪大了，手脚不可避免比年轻人慢，陈祖华就只能靠经验和在休息时间比别人多干点，也不去抱怨加班多、工作辛苦。每天回到家，吃完饭基本就累的不想动了。陈祖华想到两个孩子虽已经有自己的工作，但都还没结婚买房，所以累但也坚持了下来。

13年打工生活，他供一儿一女完成学业，并在老家盖了一栋两层的楼房，家里存款也有近20万。

2022年初，过完正月十五，陈祖华再次与妻子信心满满的前往浙江宁波。过年前，地板砖加工厂老板承诺给他的月工资加到7000元，加上妻子的3000多元，这样的家庭收入在湖北老家几乎“只有政府单位或者做生意才能达到。”

只是，陈祖华发现地板砖加工厂的生意一月不如一月。“其实去年生意就没那么好了。前几年基本每周都会有一两天加班，靠加班费还挣了不少。去年一年加班天数就十天左右。今年有时候一上午就一个加工订单过来，工厂十几个工人都能闲着聊天。每天进出地板砖加工片区的车辆都少很多。”

4月20日下午，工厂老板突然宣布将陈祖华与另外两位老员工辞掉，此前没有任何征兆。那天，陈祖华更多的是生气：“之前和工厂老板很聊得来，过年期间会互相送礼，生病住院时，他也多次看望送钱。可即使这样，他竟然还是辞退了我。我和他大吵了一架后，结算工资回到家，发现他已把我微信拉黑。真的想不通。”

他的所有生活节奏就这样被全部打乱。连续给自己放假两天调整情绪后，妻子的言语动作从理解变为催促找工作。他开始去各个熟悉的地板砖加工厂询问，因为年纪大，即使有十几年的技术经验在身，他仍将目的薪资降低到5000元。

第一天，无功而返；第二天，一家工厂试工了半天后再次婉拒了他。那天中午，他一个人沿着陌生的街道漫无目的的一直走一直走，妻子、子女的电话他也选择拒接。他说：“心里很乱，感觉自己很没用。”

第三天，妻子特意请假陪着他去应聘电子厂、加工厂等。但招聘人员听到陈祖华年龄在50岁以上，基本就不往下问，更多推荐去应聘搬运工、保安之类的工作。电话询问同乡人所在的纽扣厂、服装厂，得到的回复也都是“不推荐去，工厂都在裁员。今年基本都是干四天、休三天。”

4月28日，综合考虑父母养老、工作等因素后，陈祖华决定与妻子重回湖北老家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