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这种生活方式兴起的还有数字游民社区和共享办公空间。

丁锋和潘诗宇体验过多种类型的国际社区。他们在危地马拉住过一个以“瑜伽和艺术”为主题的长租社区，社区位于湖边的一个村庄，一楼的大厅用来会客，二楼的天台可以练习瑜伽、冥想。这里还有一个小农场，种着蔬菜、茶、香料。

社区经常举办半开放型的活动，比如每两周一次的“写作围炉”，参与者可以分享、提问、交流经验。在每周一次的“喝茶读诗”会上，大家会朗诵自己写的诗。在这里，潘诗宇剪辑了很多视频，公众号更新频率也高了。她还爱上了做饭。

这让潘诗宇和丁锋意识到，足够的空间、志同道合的人、舒适有边界的关系，不仅让人感到幸福，也会让工作高效。

实际上，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仍是少数人的特权。麦肯锡公司研究劳动力、经济发展和远程工作的合伙人苏珊·隆德(Susan Lund)研究发现，在远程工作者中，成为数字游民的人，大多是高级管理人员。

不过，没有任何一种生活方式是完美的。旅行途中，潘诗宇的爷爷去世了。当时回国航班很少，她没能见爷爷最后一面。

开房车旅行时，丁锋需要定期忍着恶臭，给房车排放污水。为了租到合适的房子，张乐每到一个地方要大量浏览网上的短租信息，寻找性价比高的房源，还要和不退押金的房东斗智斗勇。

这种生活方式对自律要求更高。丁锋坦诚，线下工作时，同一专业的人聚集在一间办公室，遇到问题可以互相讨论，“成长氛围感更强”。但远程工作者要独自解决业务问题，制订工作计划。

张乐没有制订严格的工作计划，常常不自觉刷手机，需要集中注意力写作时，他会把手机交给太太保管。

线上工作对旅行目的地要求也很高。丁锋和潘诗宇曾到访一个亚马逊雨林的社区，那里的房子用木头和茅草搭建而成，没有网和电，蚊虫飞舞，他们每天晚上会被湿疹痒醒，无法线上工作，只住了一个星期就回到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