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世界经济的中心—外围结构中，中国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均处于外围和边缘地区，因此，未来中国的发展，需要在借鉴发达国家历史上所走过的“不对称全球化”道路经验的同时，创造并走出自己的经济全球化之路。

首先，由中国掌控的全球价值链不可能与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在深度全球化中发展壮大，因为这反而有可能造成对美国的深度依赖，所以，改变所谓“中美国”的“夫妻”关系，是中国经济全球化新道路选择的基石。

世界经济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在发展中国家通过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实现与发达国家之间深度全球化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如果进入其新的工业领域或从价值链低端进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控制和垄断的价值链中高端，将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1）进入后的企业能否生产出经受住市场竞争的产品是高度不确定的；（2）进入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价值链中高端需要高强度的长期投资，但能否以及什么时候才得到财务回报是高度不确定的；（3）进入后将面临着外国领先者在知识产权围剿、价格战等多方面的打压。在这种听任外国资本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的高风险和利润前景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下，发展中国家几乎不可能会有企业自主选择进入该国原来没有的、技术更复杂的工业领域或价值链中高端。这是中国那些完全对外开放的领域在迈向价值链中高端上乏善可陈的根本原因。相反，通过适当地保护中国高端产业或价值链高端及其国内市场，创造一种与发达国家之间处于“浅度全球化”的状态，就可以为中国价值链高端及其核心技术的突破创造广阔的成长空间，特别是在“中国制造发展愿景”中的智能工业领域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