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紧密的联系趋势似乎不可逆转，但关于这些联系的规则、可接受的行为范围、协调机制以及解决争端和执行协议的方式正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大国已经超越了20世纪中期的意识形态对立，但在塑造国际行为准则的斗争中仍然激烈。此外，尽管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新兴的大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拥有更多的资源和影响力。新兴国家正日益自信地推动国际秩序的重塑，并在不顾现有大国——尤其是美国——的期望下，自行决定如何最能促进自身的利益。

应对这一最新现实所需的国际结构，将比二战后形成的结构更为复杂和多元。在这个新世界中，每个国家都需要在各种相互交织的、临时性的联系中寻找协调，而不是仅仅依赖于相互间的条约义务。虽然这种体系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摩擦和冲突，但它也提供了将所有国家纳入一个相互依存网络的希望。对于美国及其盟友来说，挑战不在于抵抗这种趋势，而在于如何确保这种全球互联的益处能够超越其复杂性，并值得为之付出的努力。

2 “过时”的国际条约及组织？

多边机构其实是较近的创新。早期的多边合作，例如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1814年的维也纳会议，主要是对冲突进行管理的尝试，它们在战争问题上的权限有限，并未在推动欧洲列强追求共同利益方面发挥显著作用。然而，19世纪通信、旅行和贸易的迅猛增长促使人们寻求新的合作方式。1865年签订的《国际电报公约》和1874年的《万国邮政联盟公约》促进了通信网络的整合。1851年召开的首届国际卫生会议，通过制定标准化的检疫条例来应对霍乱、鼠疫和黄热病的传播，凸显了国际合作在防控传染病中的关键作用。这项工作历时四十年，科学家和外交官定期会晤，最终形成了一项协议：在疾病爆发时相互通知，并遵循国际认可的疾病预防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