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协议创新之处在于对签署国具有法律约束力，并且每个签署国都能从整体遵守中获益。尽管参与国最初主要限于欧洲，但西方列强的全球影响力使得这些地区性的卫生工作也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此外，许多早期的协议和公约为后续的行动、执行和进一步合作奠定了持久的机构基础。

一战以后出现了一种“结构性”多边主义的趋势，为参与国设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但真正让结构性多边主义得到广泛实施的是在二战之后的几十年，在条约基础上的国际组织应运而生，旨在实现真正的普遍性。联合国大会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机构之一。同时，各种协议和机构也在联合国框架内外蓬勃发展，它们在公共卫生、经济、航空等众多领域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在同一时期，“联盟国际主义”（Coalitional Internationalism）也得到了发展。这种更为灵活的国际合作模式允许国家集团在基于条约的多边机构框架之外，协调行动以推进各自的个人和集体利益。1975年，由市场经济民主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G7）成立，这是首个“G集团”，它为意识形态相近、经济上相容的国家提供了一个平台，使其政治领导人能够进行会晤。在二十四年后的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成立的二十国集团（G20）将全球20个最大经济体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汇聚一堂。2009年，G20也开始纳入政治领导人的会晤。

一些联盟甚至具有更强的临时性。实际上，小布什政府曾为其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获得军事或政治支持的“意愿联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欢呼，以及美国随后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美国一直是这类临时性集团的有效召集者。与正式的多边机构相比，非正式的多边安排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和对结果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