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国际货币体系是自由汇率和信用货币，但依然无法摆脱特里芬难题。主要原因是，虽然汇率由市场主权做主，但货币（法币）依然是国家化的。经济全球化是失衡的、畸形的，世界贸易高度发展，货币依然是国家化的。美元作为美国的法币，也是“世界货币”；美联储是美国的央行，也是“世界的银行”。其中的矛盾是，谁该为美元体系支付费用？

信用货币并非“一纸钞票”，其币值稳定依赖于国家信用，而维持国家信用稳定则需要支付大量的费用。狭义上来说，美元以美国国债为锚，国债以税收为锚。广义上来说，美元的信用建立在美国强大的科技、金融及军事力量之上，而这些力量的维持需要大量的公共支出。总之，美国纳税人需要为美元币值稳定支付大量的费用。

但是，美元又是“世界货币”，其使用范围大大超过了美国本土，美元是国际结算、海外投资、金融交易及他国央行外汇储备的第一选择。换言之，美国为国际市场提供了一个稳定的货币，而国际投资者及他国央行不需要为此付费。但是，美国纳税人也不愿意为此支付费用。

进入21世纪后，美国贸易赤字和政府赤字持续扩大，特里芬难题再次尖锐。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扩张美元，削减美元的购买力。美元贬值可以减轻美国的债务负担，相当于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公共费用分摊到全球各国。

最近20年全球货币泛滥，既是国家主权政治倒退的结果，也是国际秩序倒退的结果。总之，祸乱源自堕落的政治秩序。

20世纪金德尔伯格陷阱源自新旧大国交替时形成的国际领导权“真空”，而21世纪的新金德尔伯格陷阱则是源自国家主权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相互“侵蚀”。

经济全球化是国家主权不断对外让渡的过程，是市场主权步步为营的进程。如今，很多开放经济体，如美国、新加坡、欧盟，已经对外让渡了关税、财政、货币、能源政策等（部分）核心主权。

这是市场主权对国家权力的削弱。国家没有足够的力量与正当的法理性去维持一个超越国界的经济体。一个开放型的国家对另外一个开放型的国家发动战争，既缺乏足够的动力，又缺乏统筹一切的权力条件。所以，国家主权被市场主权削弱的不可逆的趋势，决定了国家（大国）的冲突不再成为国际秩序的主流矛盾。这就是大国冲突的演变。

当然，我并不像福山的“历史的终结”那样乐观。如果让渡出去的国家主权并没有形成高效的国际组织与秩序，那么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将是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一旦爆发危机，如金融危机、新冠疫情，国家主权又会努力反噬市场主权，扩张法币，自我保护，引发逆全球化。这又削弱了市场主权的力量。如此，国际秩序便处于国家主权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相互“侵蚀”的权力真空状态，混乱与动荡便不可避免。

这就是新金德尔伯格陷阱。

新冠疫情将世界推入新金德尔伯格陷阱。市场主权及经济全球化削弱了国家主权，美国及欧洲国家无法使用国家力量抗疫，也无法依赖于国际秩序及国际力量。当然，这并不是国家政体及经济全球化的问题，而是国际治理失败的结果。国际秩序的失败又反噬经济全球化与科技进步。

这一切是如合造成的？

03

大国冲突的假象

2017年1月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使用“金德尔伯格陷阱理论”告诫美国人：中国崛起以后的动向可能不是“示强”，而是“示弱”，即不愿承担美国无力负责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从而使世界陷入领导力空缺、危机四起的险境。

此后，特朗普针对中国的贸易战以及一系列的退群行动似乎印证了约瑟夫·奈的预言。但是，约瑟夫·奈“刻舟求剑”了，美国不是当年的英国，中国也不是当年的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