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英深感棘手和不安，就自行通知从延安来的干部，一夜之间跑到八团驻地西汤池“避难”。后来，高敬亭为了顾全大局将戴季英等人请了回来，但是，两个人的矛盾也因此而激化。

高敬亭与新四军军部的矛盾，主要是因为东进问题上出现严重的分歧。军部几次电令四支队向东开进，但高敬亭却置若罔闻。

高敬亭不愿东进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3年游击战争他吃尽了没有根据地的苦头，如今，好不容易开辟了一片皖中根据地，现在，却要拱手相送给国民党，他舍不得；其二、新四军军部与国民党第五战区谈判，国民党要求四支队向淮南铁路以东和津浦铁路南段转移，将淮南以西的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地区，送交国民党军队。他认为是对国民党的迁就，委曲求全，是投降主义。

1938年5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用一切力量争取高敬亭支队在党的领导下，使之成为这一地区的主力。”1938年6月，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来到江北，要求四支队挺进皖东，但遭到高敬亭拒绝。

高敬亭和四支队始终在淮南路西地区徘徊不动。项英几次发电敦促，后来，高敬亭因口腔出血又带手枪团和特务连回到舒城。1939年国民党拖欠和克扣四支队的粮饷，限制四支队发展。

使得四支队就陷入桂系及日寇夹击的被动局面。斗争形势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正确的方针应该是立即挺进敌后，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也指示将皖东全部和江苏一部变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而高敬亭此刻仍然留恋大别山，迟缓东进。这显然违背了党中央关于新四军东进敌后发展开辟敌后根据地的一系列指示精神。无须讳言，高敬亭在领导四支队的工作中犯有严重的错误。

随着部队的发展壮大，战斗的不断胜利，高敬亭开始滋长了居功自满的情绪，不能正确处理自己与组织的关系，同时，与支队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的矛盾也日益公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