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要从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出发，看我们自己有效应对经济危机的套路，如果按民国那种比我们西化得多的办法早就垮了。

我们现在21世纪提出的生态文明新战略，恰恰是结合中国超大型大陆国家内在的多样性，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化。不可能消灭农民，也不可能消灭农村，更不可能消灭几千年传承的农业文明。

首先是不可能照搬美国的大农场制度，我老是问大家，能用美国的farmer套到中国的农民头上吗？能说Chinese farmer？farmer，是farm农场加er，应该译为“农场所有者”，中国农民能叫farmer吗？我们的农民英文是peasant，这个概念恐怕要延续很多年。

看看日韩啊，日本95%的城市化率了吧？农村不还是小农经济吗？还是田中角荣的田中之梦吗？让日本农民每户达到两公顷土地，田中的梦想就实现了，两公顷土地就是30亩地，还不是跟中国农民的梦一样吗，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现在你无外乎就是把牛改成小型拖拉机。

客观的看，日本到现在为止仍然是小农经济，韩国到现在为止仍然是小农经济。包括本国台湾，到现在依然是小农经济。尽管城市化率都已经90%以上了，都已经现代化了，但是改不出小农经济，因为是数千年文化。即使为了中华民族的文明传承，因为5000多年来的国家历史，上万年的中国文明都是农业文明！

实际上，中国人进入工业文明不到100年。

近代中国折在什么上？

都折在一个不可能向外转嫁成本的内生型工业发展上。

想学西方就得先学西方向外转嫁成本，如果没有办法学，如果只能成本向内转嫁，就要有一套制度安排，如何使成本转嫁不至于引起对抗冲突。

我拿了很多国家级研究课题，怎么让已经具有哲学意义的对抗性矛盾转化为现实意义中的非对抗。能不能转？如果以前能转化那为什么现在不能？等等，这是归纳分析中国人的制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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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的体制改革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进入了和1929-33年西方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大危机一样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