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白之异，皆为有德慧术知之氓”

章太炎、刘师培皆享国学大师之名，以宣扬国粹知名，何以会接受拉氏学说，将中华文明的源流溯于中亚？个中原因，颇值玩味。

一方面，诚如方豪先生在《中西交通史》中所言：“此说最受清末民初中国学人之欢迎，以当时反满之情绪甚高，汉族西来之说，可为汉族不同于满族之佐证。”彼时国粹学派多与革命党人关联颇深，“中国人种西来”之说确有助于其宣扬排满之论。

回顾当时语境，拉氏学说确实颇受革命党人重视。陶成章在撰于1904年的《中华民族权力消长史》中节录了《支那文明史》中介绍拉克伯里学说的部分内容，并用中国典籍进一步予以佐证。他指出：“据拉克伯里氏谓奈亨台王率巴克民族东徙，从土耳其斯坦经喀什噶尔，沿塔里木河达于昆仑山脉之东方，而入宅于中原，其说之果是与否，虽不可得而知，以今考之，我族祖先既留陈迹于昆仑之间，则由中亚迁入东亚，固已确凿不误。由中亚迁入东亚，既已确凿不误，则其由西亚以达中亚，由中亚以达东亚者，亦可因是而类推矣。”

宋教仁也颇为赞成“中国人种西来”的学说。1906年，他在日记中写到：“余久疑中国六十甲子之名皆由西方而来，盖西方亚细亚各国或原有似于甲子之神话的记号或名目，及汉族东来亦仍用之。中国古史载三皇时代之天干、地支之名号，或有二字者，或有三字者，而且绝无意义可释，竟若后世翻译梵书之‘波罗密’、‘般若’、‘苦提’等语，余以为此我族初到东时所口传记号之音，或仍沿用西方文字之音故也。”不过他对拉氏之说似乎还未确信，在评说《中国人种考》时，认为其“不免失之支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