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1月，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亚太峰会上，当东亚、东南亚正陷入金融危机的陷阱时，美国继续一如既往地施加压力，甚至比以往更加迫不及待地要求亚洲受害国开放。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理事弗雷德·伯格斯坦就称：“自由化与金融业的放松管制，对整个亚太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一个现象很值得深思：虽然美国以非同寻常的强硬态度与急不可耐的迫切感在全球推动 “自由化”，拆除对资金流动的管制，但它并没有针对全世界提出这些要求，而是专门针对东亚、东南亚国家。

从90年代开始，美国不惜一切代价与手段，步步加大压力，软硬兼施地让东亚、东南亚各国开放资本账户管制，而且可以说是将全副注意力倾注在这个区域。美国没有对智利、没有对印度、没有对巴西、没有对欧洲哪个国家施加如此压力，而是全副精力、一门心思地向东亚、东南亚国家施加压力。可以说，美国的打击目标此时已十分明确、深思熟虑、一心一意。

从危机一开始，“管理”这场危机的两大领衔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美国政府就软硬兼施地轮番施加压力，落井下石般地要求亚洲各受害国完全开放金融市场。

这些举动让人匪夷所思，甚至让世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也深感震惊。他忍不住记下了自己的感受：

“我很震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要以如此的劲头推动东南亚在危机中开放金融，尽管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理论与证据指出，这样做有益于其经济稳定，倒是有恰恰相反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