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割裂。

地方政府过度看重GDP和地方税收，各地往往扶持自己的优势产业和企业，对外部同类产品提高门槛甚至市场禁入。

比如汽车行业，各地消费者的感受或许不太明显，但对出租车的品牌应该印象颇深。如上海用大众，深圳用比亚迪，武汉用东风雪铁龙……很多地方的出租车、公务车、公交车采购中，都少不了保护本地品牌或地产车的土政策。现在新能源时代，这种保护摇身一变，穿上了新能源地方标准的马甲，本质还是凭借排外的技术壁垒保护本地产新能源汽车。

再如烟酒行业，垄断现象更是比比皆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烟酒企业。从市场的角度看，吸什么品牌的香烟，喝什么品牌的酒，一年吸多少烟，喝多少酒，那是市场的事，并不是政府该管的事。政府希望提高本地烟酒的市场占有率，获取最大利润税收，关键应该在提高产品品质与服务质量、打开市场上下功夫，而不是在制造垄断、干预市场上动脑筋。

房地产行业也存在地方保护的现象，如招投标向本地房企倾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是很多地方容易犯的毛病，之所以当前房地产改革推进缓慢，跟地方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有很大关系。由于地方政府对房地产行业依赖过强，这也导致房价很难实现调控。而在地方保护主义和土地财政的影响下，调控效果差异很大。

二是，过度鼓励出口创汇，产业结构单一。

加入WTO后，我国经济模式向出口导向型转型，近数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和出口经济的爆发有莫大的关系。这也加深了我国产业结构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度。各地政府积极推动出口型企业的发展，这在全球化浪潮下自然没有多大的问题。

但是，现在的国际贸易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经济增长缓慢使得全球贸易份额从做蛋糕转为分蛋糕，国家之间的贸易竞争日趋激烈。特别是俄乌战争给全球各国的经济发展敲响了警钟，如何保护国内市场并有效地发展壮大，成为各国竞相研究和开拓的对象。

作为一种出口导向型经济，我国的制成品出口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贸易条件一直在不断地恶化，它不仅通过低廉的价格给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提供了大量的福利补贴，而且由于价格战所导致的通过人为压低工资所产生的“低效竞争”也使我国试图通过提高工人实际工资实现国民财富增进的目的成为泡影。

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散布于全球的今天，保护国内高质量生产活动并为民族企业预留充足的投资机会，其重要性已经超过了贸易保护的作用。只有发展壮大民族企业，才能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根本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