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2021年8月31日，拜登就美军撤出阿富汗发表讲话时所说：“一切皆已改变。”

2001年的“9・11”事件成为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分水岭。此后20年间，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世界已经“换了人间”，至少发生了五大转折性变化。

变化之一：

“历史终结”迈向“新自由主义终结”

1991年，随着苏联解体，苏联模式也销声匿迹，“历史终结论”轰动一时。美国追捧的新自由主义有如出笼巨兽般野蛮生长。

然而，新自由主义绝非“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在根子里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是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教授福斯特口中“被剥去了一切人性伪装的资本主义”。

冷战结束后，美国把美式民主当成“装机必备软件”，强行要求世界各地“安装”，结果自己却率先染上了“病毒”。受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影响，美国模式在短暂辉煌后便开始走下坡路。

2008年金融危机更成为美国模式内在矛盾积累突变的里程碑。从那时起，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逐渐原形毕露。精英阶层统治者们跳不出旧世界的桎梏，仍沉湎于新自由主义的迷梦，始终无法破局。

2001年，美国占世界经济比重为31.6%，这是冷战后的巅峰数值。到了2020年，这个比例已经下滑到24.7%。甚至在2011年时曾降至21.1%，也是二战后的最低点。

美国的货币政策与经济基本面背道而驰，财政赤字、联邦债务不断飙升，一度到了大萧条和二战后的历史高位，贫富分化、种族矛盾、政治极化等问题交织缠绕，乱象频发。

正是这种社会背景孕育了特朗普主义，也注定了今天美国抗疫惨败的宿命。美国模式陷入体制僵化、理念固化、自我膨胀、自我解构的泥潭，同当年“苏联困境”如出一辙。

变化之二：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掌控力走下巅峰

二战后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是一个“中心—外围”架构。在这个架构中，西方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只能听之任之。

20世纪50至60年代的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和70年代的阿拉伯石油禁运，对这一架构发起了第一波反抗。

21世纪头20年，新兴力量群体不断发展壮大，亚洲在世界舞台异军突起，形成了对旧秩序的第二波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