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们能不能认为，自1954年最高法的裁决出来后，美国黑人白人的分校问题就此得到解决呢？当然不能太傻太天真。

黑白分校，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现实问题。美国社会的黑人白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社会经济鸿沟，客观上形成了黑人和白人小孩在教育上的种族隔离现实。有经济能力负担郊区别墅和私人小汽车的，绝大多数是白人，他们聚居的学区，自然会有更好的财政支持，也能负担更好的教育。

相比之下，聚居在城市中心，大量依靠公共交通，大多从事底层劳动服务工作的黑人，他们的孩子在物理上就被局限在自己家庭附近那些经费来源不足、教育资源较差的学校里。

到了1970年代，为了解决这种现实层面上的教育鸿沟，美国一些地区提出采用公共校车，将黑人学童送去白人聚居学区的公立学校就读。

因为这一政策，美国社会出现了大量讨论。拜登在这场讨论中扮演了一个有趣的角色。在拜登当选参议员的头两年中，他的投票多倾向于支持“busing”。这和他最初在竞选参议员时，在白人选民面前表态，倾向反对busing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

但同时，他又投票反对重新划分学区，反对通过法律政策手段，打破原来黑人白人由于聚居地不同而形成的公立学校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种族教育隔离的现实状况。

当媒体问及为何如此投票时，拜登给了一个非常堂而皇之的解释。他说，种族隔离分两个层面，第一是法律层面（dejure），第二是现实层面（de facto）；我们不能指望通过法律层面上的种族平等法规，来解决现实层面上的种族不平等问题。单纯靠强制性重新划分学区，来回避造成种族隔离现状的社会问题，是不合理的。

可以发现，拜登再次用同样的话术完美回避问题。明面上，支持“busing”这一吸引大量左翼媒体视线的议题，但暗地里，在重新划分学区这一触及了中下层白人中产阶级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则毫不迟疑地站在自己选票的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