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内峰会前后多次和崔善姬谈判的美国国务院朝鲜政策特别代表、副国务卿比根后来宣称，朝鲜同行们“只会重复官方立场”。2020年7月，在崔善姬批评美方将朝美对话作为“处理政治危机的工具”后，比根公开表示，崔善姬“拘泥于陈旧的思维模式”、“总专注于消极且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而不是创造性地思考哪些是可行的”。在麦登看来，这种观点其实反映了美国对朝政策界存在“误区”，即“以为熟悉美国的朝鲜人会更亲美”。事实上，崔善姬的对美政策立场“比那些不长期从事对美谈判的人更为强硬”。

《纽约时报》亦指出，金正恩选择崔善姬而非已被美方视为“开放、灵活”的金桂冠主持朝美对话，本身就释放出一种强硬的信号。巴里指出，在二轨对话中，崔善姬面对敏感问题时并不缺乏灵活性，朝鲜外交对话方式的强硬化其实缘于美方：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外交官的能力不及前辈，“只是技术官僚，而不是外交家，依赖的是胁迫、施压，而不是真正的外交”。

所以，即使河内峰会前朝美双方沟通了崔善姬的“最后提议”，美方也不会有更灵活的回应，因为“当时特朗普总统的目标就是一大步直接实现全面无核化”。事实上，在2019年后续的接触中，崔善姬曾多次提醒美方，如果总像河内峰会一样“老调重弹”，“朝美之间的对话将就此落幕”。2020年朝鲜劳动党八大后，这种外交对话的立场被官方文件进一步概括为“强对强、善对善”。虽然河内峰会破裂，但崔善姬的仕途并未受到影响。

2019年4月，金正恩出访俄罗斯，四位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随行，俄罗斯媒体拍摄的金正恩专车画面显示，尚未进入政治局的崔善姬紧挨着金正恩而坐。同月，崔善姬首次当选劳动党中央委员，并进入政府最高决策机关国务委员会。“崔善姬本身具备和最高领导人沟通的条件，又确实是顶尖外交人才，所以脱颖而出。”

麦登说，崔善姬的养父是年过九旬的前内阁总理崔永林。由于父辈的关系，崔善姬很早就认识金正恩。2011年金正日去世后，崔善姬还一度在外事活动中担任金正恩的翻译。“有些人觉得金正恩会因为之前朝美对话的破裂迁怒于崔善姬，这是一种错误的、西方式的想法。”高丽大学教授、韩国国家统一顾问委员会原总干事南成旭强调，“一方面，这没有确切地认知金正恩对崔善姬的信任度；另一方面，在朝方看来，谈判破裂的根本原因是美方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