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时的美国而言，拉拢即将横空出世的新中国不仅能在亚欧大陆将苏联围堵得严丝合缝，更能极大地增强资本主义阵营的力量。而即便将来的新中国不愿和美国抱团，保持中立也相当有利于美国。

所以杜鲁门政府通过司徒雷登不断释放“善意”，尤其是默许解放军浮海东渡解放宝岛。

但美国居高临下的霸权姿态，尤其是要求我们保证美国在华权益，以及按照美国要求吸纳亲美人士加入政府，唤起了我们太多关于帝国主义霸权的不堪回忆，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苦苦抗争了100多年的我们怒不可遏，于是中美接触不欢而散。

随后，刘少奇在1949年6月26日踏上了访问苏联的列车，毛主席更在6月30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的署名文章，重申了三个月前提出的“一边倒”外交政策，为建国后的新中国靠近苏联的外交政策指明了方向。

相比于美国的盛气凌人，苏联不仅破天荒地高规格接待了刘少奇一行，更提出了超低利率优惠等经济支持，令我们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

所以，中苏关系不断升温。1950年2月14日，在毛主席访苏期间，新中国与苏联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标志着两个社会主义大国正式结成军事同盟。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由于新中国立国之初一穷二白，尤其是绝对实力无法与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相提并论的情况下，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也就是和苏联结盟的选择有着无可厚非的客观必要性。毕竟两个大国不仅意识形态天然亲近，国土更是山水相连，如果我们选择美国而不是苏联，泰山压顶般的苏联威胁必将让我们痛不欲生，东北重工业基地更是不得不长期命悬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