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刘强东让徐雷接任CEO，说了一句话：“谁不服徐雷，就是不服我。”用个人权威来为接任者加持，说明京东的管理制度多少是有些问题的。

CEO的权威应该来自于公司制度，而不是老大的加持。再说，其他高管听了这话又会怎么想呢？他们会想，既然我服从徐雷是间接地服从刘总你，而你这个权威又不在现场，我懈怠一下又何妨呢？

其实，京东的核心竞争力还是非常强的。但对于企业家来说，他们会本能地保持高度的危机感。消费者要抛弃一家企业，那是非常冷酷无情的，没有危机感的企业家是很容易被淘汰的。

所以，刘强东急切地回国工作，完全可以理解。

拼企业基因的时代

相对来说，马云在香港现身，可能比刘强东更能代表“民营企业的信心”。

尽管马云还没有回到内地，但香港也已经是国内了，对吧？而且，去年马云和乡村教师举行线上见面会时，也说了，期待2023年和乡村教师尽快在线下见面。

看起来，马云重新出现在内地，只是早晚的事情。人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相信也可以渐渐有所修复。

而从阿里巴巴发展的视角来看，马云可能只有一种象征意义了，他已不大可能像刘强东那样对企业有控制力。无论从主观意愿还是从客观条件来看，马云都会比刘强东隐退得更彻底。

前不久马云放弃了蚂蚁金服的控制权，这对于蚂蚁金服重新冲击上市当然是利好……

马云隐退之后，阿里巴巴面临着和京东一样的问题：这个企业的基因，能否使它在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存续、发展？

主流经济学很少研究企业家的价值。在主流经济学那里，只有“厂商理论”，即，企业只是生产者。而企业家敢冒风险的精神，对消费者需求的灵敏嗅觉，以及对企业基因的塑造，都是非常关键的，但却被主流经济学所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