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浩解释说，时空伴随数据由运营商完成计算后，统一交给工信部，再由后者向各地统一分发。“运营商的管控精度要高一些。”他说，原则上没有大需求的时候，工信部每天会推送时空伴随人员数据，而对于一些重点区域的时空伴随人员，“实际上是实时更新的”，比如对最近暴发疫情的陕西、天津等地，对于离开那些区域的人员，如果要进入贵州，他们的时空伴随情况就会被快速推送过来。

李可顺指出，尽管目前各地数据已共享至全国统一平台，但仍是以省为单位在服务器后台分析数据。在重点区域，则不断通过刷新，更新每个人的最新动向与健康状态。刷新频率和当地是否存在疫情传播风险有关。“就像我们刷网页，刷新是耗流量的，就得花钱，所以如果没有疫情刷新就慢，如果在重点区域就会不断刷新，监控人员流动可能带来的风险。”他指出，像是上海浦东机场这类出入境人员较多的地方，每人信息的刷新应该“特别快”。

在大多数地方，除了要亮健康码，还需要亮出行程卡。行程卡是由工信部推出，基于运营商的基站数据，判断人14天内的行程，如果有城市存在中高风险区，城市名称上会用星号来标识。李可顺指出，实际上行程卡基于手机信号基站定位的位置数据，在健康码的数据中是包含的，但之所以开发行程卡作为辅助工具，主要是因为健康码没办法展示近十四天的行程信息。

“目的就是为了更精准地定位。”李可顺说，疫情之下，健康码给人员流动提供了保障，让人们能安心复工和通行于公共场所。“健康状态掌握在政府手里，假如有感染风险，马上就能定位到此时此刻的位置，然后再进行网格化的处理，有一整套响应机制和流程。”

各显神通

在健康码推行初期，各地单独立项制作健康码，信息采集标准也有所不同，因此难以达成互认。李可顺指出，主要是各省单独立项制作健康码，标准和数据使用维度都不同，甚至在后台留存的居民健康状态，也使用不同的字节去记载，这令各地相互转码也很困难。在同一个省，也出现了省会和其他城市用两套健康码，比如在陕西就并存“西安一码通”和“陕西一码通”。

各地用健康码定位的方式也不一样。不同于许多地方在进入公共场所时需扫描场所码进行登记，贵州省的贵州健康码只需要打开，就会自动上传定位。洪浩介绍，贵州健康码设计之初，就确定以“最快通行”作为原则。尽管扫描场所码登记，可以对人员所进入的公共场合精准确认，但亮出贵州健康码时所发送的定位，误差也不会超过10米范围，尽管无法确定在哪家店，但如果出现感染者，同样可以将周围的密切接触者排查出来。省去场所码登记这一环，可增加通行速度。“如果流程太复杂的话，防控上反而容易有疏漏了，刻意追求定位的精准，反而可能带来新的风险”。

在2020年上半年，各省健康码数据没有共享平台。洪浩回忆，2020年3月前后，贵州省联系了人员来往密切的广东和浙江，进行了数据定向交换。到了2020年下半年，国家设立了“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各省就将数据上传至国家的平台上，推送更新内容也是每日一次。

为实现各地的健康码信息互通互认，国家还制定了统一的数据采集标准，其中既包括数据采集的类型和维度，也包括数据字段的标识，以便数据互通。根据国家统一标准，贵州健康码从五色变为三色。将紫色和红色归集为红色，橙色保留，将黄色纳入绿色进行管控。万永波介绍，贵州健康码上线之初到现在，已经经历了150多次迭代升级。其中包括增加了核酸检测预约登记功能、疫苗接种查询功能，以及健康码和行程卡共同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