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被揭露和受到处分的是极少数。即使被揭露也不认为是错误行为，反而埋怨自己运气不好。这就是没有“羞耻感”。笔者在职时，学院主管学生的副书记有一次和我谈起两个考试作弊学生。一个学生考试作弊被抓，回到家中痛哭流涕，感到没脸见人。家长带学生找到老师主动认错。

同时还有一个平时表现不错的学生考试作弊。这位副书记找到这个学生，非常生气地狠狠批评了他，没有想到这个学生反而安慰老师：“老师您别生气，别把您身体气坏了。”老师听后更生气了。这两个犯错误的学生典型说明前者有“羞耻感”，后者就没有“羞耻感”。且后者学生比例还较大。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整个社会包括教育领域是非美丑善恶观念的颠倒。

这种现象在官场领域中更为严重。十多年前揭露的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因腐败被开除党籍）的秘书李真因腐败判处死刑。在执刑前，新华社记者乔云华多次与李真对话，并将对话具体内容写成一本书《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新华出版社，北京，2004年出版）。

该书较为详细地揭露李真犯罪始末及其严重危害性，剖析贪官的心理变化过程，剥去贪官灵魂的伪装。书中谈到，李真走上腐败之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扭曲的社会环境和道德风气对他的影响。他说：“我想，是不是跟现在社会缺乏‘廉政光荣’的环境有关。

廉洁成了一些人茶余饭后的笑料。无论是做秘书还是做局长，我都看到过，接触过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廉洁，不仅生活条件得不到改善，工作上得不到重用，反而还遭到有些人的奚落、责难、孤立和排挤。廉政典型成了‘苦行僧’。

相反，一些贪官，当然包括我在内，口碑不好，举报信不断，却能一次次逃过党纪国法的追究，还被认为是有能力的干部……这种现实让我怀疑，究竟是我有了病，还是别人有了病，甚至是这个社会有了病……进而得出了错误的判断：笑廉不笑贪已成为社会普遍现象了……”（第169页）笔者认为，李真的这段话比较真实。这不仅是李真，也可以说是一切腐败官员走上腐败之路的极其重要的社会环境和根源。甚至这种现象影响到青少年。2010年，广州某小学问卷学生“长大后的理想是什么”？一学生竟然回答：“我想当贪官。贪官有权有钱，想要什么有什么。”

但马克思认为，只强调环境改变人是片面错误的，同时人具有主观能动性，环境有是非美丑善恶。人在环境面前首先要正确识别，最大限度汲取好的因素，批判否定和改造不好的因素。如孔子讲，见贤思齐，见不贤者而改之。李真看到了官场上“笑廉不笑贪”的舆论环境，是以此盲目跟风跑，还是在识别的基础上批判抵制之，见廉思齐、见贪弃之？这就取决于李真的世界观、人生观了。

可以说，《零容忍》片中所有被揭露的腐败官员的腐败堕落之路，都与这样的社会环境特别是扭曲的官场环境有直接间接的关系。贪官虽然被揭露、双开、判刑，但未必所有的贪官都能够真正认识自己走的是腐败之路，未必都能够真正认识社会生活和官场上这种扭曲的是非、美丑、善恶观念对自己的影响。

他们嘴上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腐败行为，但骨子内心未必承认，很可能还在用这种扭曲颠倒的观念评价自己。他们看到周围与他们类似的腐败官员太多太多了，这些人至今可能还在台上继续腐败，而把自己的落马归结某些偶然因素、运气不好等等。

他们并没有真正认罪伏法。这就是片中显示的部分腐败官员仍然“谈笑风生”，毫无“羞耻感”、“犯罪感”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对腐败官员“教育”工作不到位

腐败官员被揭露判刑之后，显然也经过纪检监察人员的多次“教育”。《零容忍》片中披露的腐败官员之所以能够在片中露面，笔者猜测，显然是受“教育”较为突出的人员，能够通过他们典型的现身说法，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

但该片播出后，不知编导们想到否，竟然有那么多的腐败官员在观众看来，丝毫没有“羞耻感”、“犯罪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