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印度如何在世界新秩序中自处这一问题，苏杰生指出，世纪疫情和俄乌冲突等加速了世界格局的演变，面对诸多担忧和疑惑，“让印度变得更强大”是根本出路，印度将通过“自力更生的印度”，减少对外部世界的依赖，尽管这种“自力更生”永远不可能是完全意义上的。

从亲美路线上战术性回调

与苏杰生此番表态形成呼应，莫迪政府近期在对外关系上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其中，印度与美国在俄乌冲突上的分歧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印美关系。对印度而言，继续坚持2020年以来的“亲美抗中”路线，已难以有效应对自身面临的新挑战。

今年印度外交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加快了自由贸易谈判进程。

2月18日，印度与阿联酋签署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预计在未来5年双边货物贸易额将从目前的600亿美元增加到1000亿美元，并实现150亿美元的服务贸易目标。

经过长达十年的谈判，4月2日，印度和澳大利亚签署了一项过渡性质的《澳印经济合作与贸易协议》，莫迪将其描述为印度与澳大利亚“双边关系的分水岭时刻”，强调“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如此重要的协议达成共识，显示了两国之间的相互信任”。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也强调，该协议是两国关系最大的一笔政府投资。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澳印经济合作与贸易协议》作为两个重要大国之间达成的一项雄心勃勃的贸易协议，展示了“政治和战略上的必要性是如何克服贸易谈判中的顽固障碍的”。

除此之外，印度还与英国、加拿大、欧盟和以色列启动了双边贸易谈判。

对于印度突然变身为一个“自由贸易友好型国家”，也有不少人表示不解。而与此有关的议论，恰恰说明了印度外交上的转变。

2019年11月，莫迪宣布印度退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事件引发的讨论持续至今。一些印度民众认为印度错过了一次成为大型区域贸易安排重要成员的机会，担心印度对自由贸易的抵触和国内经济改革的滞后将使印度难以面对东盟、澳大利亚等地区经济体的竞争。两年多来新冠肺炎疫情对印度经济的冲击、一些周边冲突带来的地区震荡等，更是加深了民众对印度发展前景的担忧。

可以说，莫迪政府将注意力投向一系列双边贸易协定，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回应这些批评和担忧，重塑人们对印度经济和发展前景的信心。与此同时，莫迪政府还有一个重要的战略考量：将经济和贸易作为多向结盟的新手段，在深化和拓展伙伴关系以及实现商业外交多元化的同时，对冲美国对印度的战略捆绑，增强自身在所谓“印太秩序”重构中的分量。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努力开拓的自由贸易伙伴要么是其主要的贸易伙伴，要么是其重要的外国投资来源，要么是印度侨民的聚居中心地。印度提升与它们的经济依存度，不仅有助于打开新的市场，提振印度出口经济，还能为印度减少对单一国家和市场的过度依赖、保持战略自主性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