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事后来看，美方在具体行动上远不如先前释放讯号来得高调，此前舆论几个大胆假设都未实现。但高调炒作AIT议题期间，正值中美就贸易争端、半岛问题的谈判、试探期，美台这些互动的确给中方带来了一些压力和牵制，因而临时提升了美方的战略地位。

而《台旅法》有相似的功能，其因公开鼓励“台美高层互访”也具有极大话题性，亦通过议题操作，临时提升美方谈判筹码。并且，比起AIT议题，作为一项联邦法案被通过，《台旅法》对美国来说能量自然不止于临时作用，而是具有长期价值的。

客观层面，《台旅法》对美国政府并无强制约束力，其表达方式为“国会认为（sense）”，属于国会对政府的建议性质。因而，美方的确可以辩解这并未改变台美关系性质。不过，不具强制力的《台旅法》反而正合特朗普的决策需要，这种法案一方面不会立即撼动中美关系的大局，另一方面则为其提供了打“台湾牌”的一个灵活工具。也就是说，当他需要操作台美互访来制衡中国的时候，就变得“出师有名”了。而这种工具的增多，当然会提升美国政府在中美关系中的主动。

以上两个例子虽然非强制性、根本上改变台美关系性质，但却能临时提升美国对华谈判地位或长期赋予美国政府更多对华政策手段，而因为这种操作手法让中方很难摸透美国政府层面到底会不会做，会做到什么程度，就在对美关系上处于被动，这其实也是美国在两岸关系上长期信奉之“战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的威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