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本应一直做个杰出的翻译，

或是外事工作者，

或是钢琴家，或是文学家，

无论哪一样，以她的资质，

都会是行业翘楚。

但后来的“文革”，红潮翻覆，

人生的起落不是自己能掌握的。

随着“一号战备令”的下达，

她被下放至一个劳改农场，

从此放下了书和笔，

开始了“田园布衣”的村野生活。

她一直是家人捧在手心的明珠，

是积极进步的“学生代表”，

是单位工作的骨干。

她有骨子里的好强和骄傲，

但在五七农场，在农村，

她的才华无处施展，她的抱负，

在田地、庄稼面前显得太虚幻。

那段时期，

她一直觉得是“身非我所有”。

就在她以为一辈子都要与秧苗为伴时，

命运再一次出现了转机。

1972年，

随着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中美关系开始破冰，

紧接着尼克松访华。

此时的中国外交部急需一位

精通外文、深谙中美历史的翻译，

而她，正是不二人选。

于是她再度被启用回到中南海，

主管对外工作。

但此时再入仕途的她，

已不是当年少女，

她更冷静，也更超脱，

对于政治也有了另一番思考。

眼见“文革”愈演愈烈，

理性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

是个人崇拜和盲目从众，

她开始担忧：

“这个国家的逻辑太荒唐了”

此时，一颗“疑问”世事的种子，

开始在她心里生根。

文革结束后，她与丈夫主动提出请调，

要离开外事单位，去科研所工作。

这在当时看来是近乎疯狂的决定。

要知道，

外交部可是位高权重的重要部门，

而研究所则是无人问津的“清水衙门”。

放着大好的前途不要，

偏偏要去过清心寡欲的书斋生活。

但她却不顾外界的流言蜚语，

离开的无比坚定。

经历了太多的起起落落，

她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