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陈乐民 ，欧洲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前所长

在驻美研究所期间，

她重新拾起了文学的笔，

创办了中华美国学会，

还担任起《美国研究》杂志的主编。

也是在这段时期，

她翻译的《廊桥遗梦》传播国内外，

使她声名鹊起。

但她并没有借此衣锦还乡，

而是继续选择留在研究所，

搞学术，写文章。

她始终认为，自己不是“翻译家”，

而是“学术工作者”。

翻译只是消遣，自己的主业是：

研究现世问题，

探讨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如何守住人格和国格的完整，

如何追求心灵的自由。

其实，

她一直坚持的是真正的士人风骨。

也许是经历了，

太多“文革”时风雨如晦的压抑，

她对这来之不易的平静生活格外珍惜，

终于能“我笔归我有”了。

她说过：“70年代末，

随着新时期的到来，人性、良知、

真善美的追求都在复苏”。

那时候的她认为在美国搞学术研究，

是她人生中最为放松和自由的时光。

但当时她万万不会想到，

待20年后，在她两鬓霜发时，

才是她恣意谈古论今、真正影响中国之时。

在周有光先生《从世界看中国》读书会上

1996年，从社科院美国所退休后，

她开始走入了中国大众视野，

并开始了大量的自由写作，

还曾与易中天，韩寒，

以“所谓文化大国”为主题进行了讨论。

近二十年来，

她在报刊杂志和互联网上，

发表了大量的散文、随笔、杂记。

一开始，她是以一种追忆往事的态度，

回顾经历过的波折和苦难。

但她并不是一个，

伤春悲秋的文艺写作者，

她也不是一个，

沉溺于过去的哀悼者，

她是一个战士，

一个曾见过中国的“国难”，

体会过人间冷暖的文学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