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但极端仇视伟人，仇视新中国的制度，诋毁国家领导人，还极力贬低中华民族。对西方制度和文明极度崇拜，甚至连日本也跪舔。

他为民运分子呐喊助威，称方某某是“先驱者”。他支持高校反党反社会主义；他长期肆意造谣攻击中国共产党是“法西斯”、“不如地狱”、“比鬼子凶残”。

他说中华民族是“毫无希望的垃圾民族”，“野蛮落后的民族”，“最善于自轻自贱的民族”；汉族是“目前世界上最肮脏”、“素质最低”、“人品最恶劣的民族”。

他非常崇美，感觉中华民族“不配在这个地球上存在”；他称“是西方文明改变了中国，我们却不知感恩”，侵略者是“文明的播种者”。

他鼓吹中国的教科书应当由美国人编写。他一直嘲讽教科书正面宣传爱国主义、革命领袖、革命烈士、解放军、诚信等；他还一直担心自己成为“叛徒”。

他虽然多年从事语文教材的编写，甚至憎恨自己的专业——汉语。他说：“汉语让我终身陷于文化泥潭无法走向外面世界。”

他还说：语言也是一个民族的道路，民族的命运。被地球上最先进的文明教化过的亚非拉落后民族，几乎全都走上了民主宪政的道路。语言在其中立了大功。

他攻击革命烈士邱少云，说“火葬场烧尸体它也会翻个身”；他嘲讽铁人王进喜，他认为革命英雄故事“好可怕”，说《谁是最可爱的人》血腥。

他建议将“控诉”新中国的文章选入教材，他嘲讽教科书对解放军的正面宣传，他认为爱国主义进课本是“好笑”、“脑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