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演进的俄乌冲突及其相关事态发展引发大国力量对比和彼此关系之变，也将深刻塑造相关国家的对外战略。

美国在冲突期间表现格外活跃，前不久拜登通过任期内第三次访欧强调美国对欧洲的重视和关注，同时借助军事援助、经济制裁等手段介入，希望局势朝着有利于

美国的方向发展。

美国在俄乌局势中的角色带来一个问题，即这次冲突是否会改变美国战略重心转向“印太”的趋势？美国会否继续把“印太”地区视为对外战略中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板块？针对这个问题，美国战略界乃至国际学界一多月以来多有讨论。

其中多数人认为，俄乌冲突将在短期内分散美国投入“印太”的精力，但长远看美国仍将把推动“印太战略”视为对外战略的首要任务。美国官方表态似乎更加乐观。

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之前声称美国有能力深度介入欧洲和“印太”这两大场域，到新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事实清单中，美国防部明确把中国和“印太”置于俄罗斯和欧洲之前，都表明了这一点。

在俄乌冲突背景下，美国如此急于强调“印太”和“中国挑战”的重要性，传递出两大信号。

一是美国不认为俄乌危机能够在本质上改变美国战略东移的动力。危机更多对欧洲造成冲击，并未使美国“伤筋动骨”，美国甚至借此疏远了欧俄之间关系，在美俄欧关系中处于更加有利的战略位置。

二是美国必须通过明确信号回应外界对其战略资源配置的质疑。美国的“印太”盟友和伙伴同样怀疑俄乌冲突将牵扯美国精力，质疑拜登任内的美国将进一步回归“大西洋主义”，对“印太”的承诺将有心无力、难以落实。

外界对拜登政府无法一心二用的质疑不无道理。

俄乌冲突已从多个层面分散了美国的战略精力，像此前规划的那样聚焦“印太”已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同一时间段深度介入大西洋和“印度-太平洋”的“两洋战略”只是美国政策设计者美好的愿景。

美国短期内将持续受到欧洲安全局势的牵扯，针对中国的“印太战略”部署节奏遭到干扰。

21世纪初，小布什政府原本已决定将美国的战略重心转向亚太，但“9·11”事件让美国不得不放缓战略东移的步伐，重新回归欧洲的大周边。

俄乌冲突虽然与“9·11”事件性质不同，但带给欧洲的冲击更大，欧洲复原需要较长时间。

美国必须将一部分外交、经济和军事资源重新分配给欧洲大陆，拜登任内的重返“印太”可能不得不伴随着更大程度的“重返欧洲”。

俄乌冲突后，美国面临的将是一个更需要支持和帮助的欧洲，美欧在“印太”问题上的战略错位将更加突出。

从美国的角度看，其对欧定位仍然是“大国竞争”的工具，对欧战略联合应当服务于以对华竞争为主的“印太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