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8年俄格冲突、2014年克里米亚公投加入俄联邦到2015年突然出兵叙利亚、2019年派军机驰援委内瑞拉，再到近期为稳定哈萨克斯坦局势履行集安组织对成员国职责火速派出维和部队，可以看到，俄开展的战术行动时常超出西方预判，下“先手棋”的偏好确保其能够利用有限的资源投入，较好地执行综合性、战略性目标并实现较大影响。

四是经济上的“自我循环”能力。在西方严厉制裁等因素影响下，俄罗斯的经济实力与其对国际格局的影响力、国际秩序的塑造力、国际规则的阐释力不成正比。一直以来，美希望在国际经贸格局中将俄固化在原材料供应方和低端产业链上。

但从与西方博弈的角度来看，以能源、原材料贸易为主的经济结构却变相成为俄罗斯的优势，相关产品可以成为其重要的对外战略杠杆。通过油气产品为主的对外贸易，俄罗斯得以实现经济制裁影响的最小化，免受技术上的“卡脖子”和市场禁入等限制，与西方长期博弈的底气也更充足。

五是刚柔并济的外交传统。冷战时期美苏争霸和阵营对抗的历史记忆，为俄罗斯外交留下重要遗产，其对外政策也以高度的灵活性、务实性著称。

在政策取向层面，俄曾以“回归欧洲”为己任，在加入八国集团后默认北约和欧盟的双东扩进程，曾试图与美国形成联合反恐的战略伙伴，多次推动美俄关系“重启”，也曾主动转向东方提出构建大欧亚伙伴关系，相关变化展现其根据国际格局的自我认知和定位频繁调整外交主轴的灵活性。

同时，俄坚持现实利益优先，在对美博弈中强化斗争与妥协的平衡，在对欧关系中推动博弈与分化的结合，即便在俄西关系处于低谷的当下，普京仍多次在美施加新制裁后与拜登会晤通话，并称致力于恢复与欧盟的全面伙伴关系。

另外，俄还具备较强的议题设置能力，通过俄乌边境对峙“以斗促谈”开启安全保障协议谈判就是其中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