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斌记得，时间一秒一秒过去，已过凌晨一时，姬鹏飞和大平正芳两位外长依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等着对方首先表态。

这时，大平下决心似的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张纸条，说：“姬部长，这是我方所能作出的最大限度的让步。”他念道：“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方翻译随即将之译成中文。姬鹏飞又请大平将纸条递过来，命令周斌一字一句正确无误地重新翻译一遍。

长时间沉思后，姬鹏飞建议休息十分钟。两位外长一个快步出了钓鱼台18号楼（周恩来当晚就住在钓鱼台别的楼），一个慢步上了二楼田中的卧室。约15分钟后复会，姬鹏飞表示，同意大平外相的建议。

9月29日上午，《中日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日本媒体称，日中之间漫长的“冰封雪冻时代”由此结束了。日本《产经新闻》报道，一项对一千人的民意调查显示，支持和欢迎日中恢复邦交者占全体的97.8％。

美国《纽约时报》一篇文章写道：林登·约翰逊和理查德·尼克松关于一个新亚洲的昔日梦想正在迅速地变成现实，不过这不是他们所想象的由美国管理的合作社。在从尼克松总统变戏法般的外交所造成的冲击中恢复过来之后，我们的亚洲朋友们急不可待地自己也前往北京去。由九个成员国组成的亚太理事会最近举行的部长会议上也普遍存在同样的与中国和解的情绪。韩国总统朴正熙说：“我们要是愚蠢地墨守成规，违反正在出现的新时代潮流，那是吃不消的。”一个真正的新亚洲正在出现。

以反对党促执政党

就在《中日联合声明》签字这一天，一条重大公告在中国和联邦德国同时发布：双方今天成功地结束了就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派大使问题进行的谈判，联邦德国外长谢尔将于10月10日访华，签署公报。

与联邦德国进行建交谈判的人，是新华社波恩分社记者王殊。

王殊以前一直在第三世界工作，并不懂德语。1969年，新华社根据周恩来指示开始恢复“文革”中由于全部记者被调回而限于瘫痪的国外分社。那时只有一个为数很少的工作小组对驻外记者进行审查，审查要查上下左右三代，至少需要半年，而波恩只有新华分社一家机构，不能没有人，因此就将已办完出国手续的王殊先派去顶缺。

王殊去时，联邦德国与中国关系冷淡，贸易额也很小。新上台的勃兰特政府奉行与苏联和东欧和解的“新东方政策”，因中苏敌对，对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并不积极。但自从1970年底中国与加拿大和意大利建交开始，尤其是尼克松访华的消息宣布后，联邦德国内部呼吁与中国建交的声音开始多起来。

1972年1月底，在罗马尼亚大使馆的招待会上，王殊遇到了在野的基民盟副主席、前外交部长施罗德。施罗德曾两次对记者谈起希望去北京与中国领导人就两国关系交换意见，王殊便问他有何具体想法。他想了一下之后说这里说话不太方便，约王殊改天到他在议会的办公室去谈。

谈话那天是2月21日下午，恰好是尼克松开始访华那天。施罗德很热忱，但就是不直接说出他的想法，王殊不得不像记者一样提了一大堆有关德国和欧洲局势的问题，谈了两个小时还没谈到正题。王殊终于领会到了他的老外交家风格：担心如果先说出来遭到冷遇，会有损脸面。王殊于是不再兜圈子，直截了当地提到访华之事，他才表示，愿意在方便时去访问，王殊问什么时间比较方便，他又不说，只表示愿意听从中方安排。

王殊向国内汇报后，3月中接到了外交部的电报，指示他邀请施罗德访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