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决定是周恩来反复思考后作出的。在打开与美国的关系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最关心的是同日本和联邦德国的关系问题。周恩来与外交部多次研究后认为，联邦德国勃兰特政府推行“新东方”政策，对与中国建立关系顾虑重重，因此邀请反对党领导人访华对推动两国关系有利。但这个人选很重要，既要对执政党形成压力，又不能得罪政府太多，而施罗德有反对党领导人和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的双重身份，过去担任过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声誉不错，又为人谨慎。因此决定以中国外交学会的名义，针对施罗德的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身份而不是反对党副主席的身份提出邀请。

7月15日，施罗德携夫人到达北京。在与乔冠华的单独会谈中，他说，来之前与勃兰特总理和谢尔外长讨论过，得到的印象是他们都欢迎两国建交。因此希望双方尽快举行会谈，争取在11月联邦德国大选前达成协议，届时谢尔访华。他拿出联邦德国外交部起草的谅解备忘录，请中方考虑，乔冠华看后觉得与中方想法基本相符，作了少许修改后，双方签了字。

签字后，周恩来会见了施罗德与夫人，进行了五个小时的非常友好的谈话。他说，两国建交的时机已经成熟。中美和中日之间存在关系正常化问题，但联邦德国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它从来没跟蒋介石政权发生联系，这一点恐怕要归功于阿登纳总理，他是有远见的。

施罗德访华后，联邦德国内部支持与中国建交的呼声高涨。《法兰克福汇报》的一篇报道写道，现在联邦德国里大概很难找到一个人，无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的政治家，或者是普通选民，会认为波恩马上和北京建立正式关系是不正确的。这篇报道还预计，在双方正式建交前执政党领导可能需要先访问中国，“同时默默地尊重主要是单方面访问大‘中华帝国’的传统”。

7月间，王殊被急召回国，周恩来亲自面授机宜。周恩来考虑到他是记者身份，与联邦德国政界和其他高层人士联系会有困难，指示外交部礼宾司安排他参加一些外事活动，名字见报，让他“出出名”。

他到京时施罗德一行已离京去外地访问了，那几天没有什么与欧洲相关的外事活动，因此他被安排参加了李先念副总理为日本公明党代表团举行的晚宴，第二天名字出现在显要位置，惹得熟人奇怪地问他怎么管起日本的事情来了。过几天，他又被安排参加了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名字排在外交部部长助理章文晋之前。他见了章文晋很不好意思，章文晋笑笑说没关系。

不久，王殊被任命为与联邦德国谈判建交的中方代表。外交部从民主德国使馆调来梅兆荣等协助他工作。

90年代后担任中国驻德国大使的梅兆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谈判一开始比较顺利，后来德方突然提出西柏林地位问题，要求中方确认西柏林对外由联邦德国政府代表，并签署议定书。柏林问题是战后东西方矛盾的焦点问题，中方提出两国建交不应与西柏林地位挂钩，更无需签议定书，但今后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会考虑西柏林已形成的实际情况。几个来回之后，德方建议在谈判代表草签公报时由德方宣读中方上述表态的实录，中方不予否认，这个主要难题就这样解决了。

1972年10月，谢尔率庞大代表团访华，与姬鹏飞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了建交联合公报。公报干脆利落，只有一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1972年10月11日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并在短期内互派大使。

“用筷子一样的外交”

“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

12月2日，以这句话为口号的澳大利亚工党在大选中获得惊人胜利，把自由党和乡村党组成的保守党联合政府赶下了台。工党领袖惠特拉姆1971年7月应周恩来之邀访问了中国，此后不断向选民作出与中国建交的承诺。

战后澳大利亚的外交是以与美国结盟为基轴的，以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60年代中国向澳大利亚购买了大量小麦，但走出困难时期后，中国农业连续丰收，粮食进口量相对减少，因此开始向建交国倾斜。1970年10月中国与加拿大签订了1.42亿元的小麦购买新合同，对澳小麦局再三提出的续订小麦合同则予以谢绝，并将原因归于澳政府的敌视中国政策，震动了澳朝野。

中国与加拿大和意大利建交后，澳重新审订对华政策，将中国的联合国会籍问题视为发展外交关系的先决条件。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之后，澳不得不再次修订对华政策。外交部长鲍恩向内阁提出了“简单承认”中国的方案，表示不愿“屈从北京要澳抛弃它的朋友的条件”。